初二下半学期已经度过了两个月，于美业突然和我说要主动申请降级，我一听大吃一惊，别人都是被迫降级，哪有自己主动申请降级的？他说：“文科的那些科目到什么时候都没有问题，但数学和物理落下了就补不上，现在几乎是什么都听不明白，这样下去我的前程就毁了。”我说：“我可以帮你。”他说：“晚了。”我俩就此事讨论了好几天，也没有扭转他的想法，他毅然决然地降到下一个年级去了。
我和于美业自小一起长大，披肝沥胆、形影不离，比亲兄弟不知亲出几里地去。他思想深邃、机灵好斗、能言善辩，凡事有见解，处事有主见；我虽然学习比他强，看起来也非愚笨之人，但自己清楚自己性格愚憨、办事迂腐、为人木讷，所以凡事我都是以他为主的。他的降级使我怏怏不乐、郁郁寡欢。一天，我帮父亲去帽儿山峰下收萝卜，回到家已经八点多了我母亲切了一盘萝卜条，我拿了一块，咬了一口，“嘎嘣”一声，牙被硌了一下，像火山喷发一样尖锐地疼了起来，我一个高就蹦到地上去了。一连一个多月，牙疼不止，一切办法皆无效。后来的一天，我去找于美业看电影，他姥爷在我后背上用三棱子针挑了两下，拔了两罐子，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不疼了。之后，一连四颗臼齿无缘无故地粉碎脱落。
多灾多劫的一学期终于过去了，学期开始了，这是我们踏入了初中的最后一年，也是升学的关键阶段。可谁知道这竟是我新劫难的开始。
开学第一天，我们领了新书。付春趁我不在上了皮，还给我订了几个白纸本，好做数理化作业。在裁牛皮纸时，不小心割破了手指，我进教室正好看见了这一幕，心里既感动又不忍。
任课老师几乎全部更新。
语文教师是语文教研组长李山。他三十几岁，面容端庄，神色凝重；双眉浓重，整齐如削；眼光犀利，炯炯有神；服饰整洁，一丝不苟，颇有师道尊严之威仪。
他是全国推广普通话模范，读起课文来字字清晰、准确有力。他对我们的发音要求也极为严格，这一点对我影响深远，养成了我字斟句酌的习惯。他讲课极其精炼，该让我们掌握的条条框框，一点多余的东西也没有，极便于我们记忆。他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对我们的作文，要求一定要言之有物、质朴无华，决不允许堆砌辞藻、铺陈修饰、空话连篇。这一点和我以往的文风不符，我追求华丽，总觉得那样文章美一些、浪一些、吸引人一些。在他的要求下，我努力转变自己的文风，受益良多。我写过这样一篇文章，这是我在做农活时悟到的。大意是，我在种地背垄时，眼盯着撅头，自觉的背得很直，可抬头一看，从某个地方开始就已经歪了。由此我想到人生也是如此，必须时常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否则，偏离方向而不自知。文章很短，不足二百字，我自己觉得比我呕心沥血写的华文差多了，他却给了我一个很高的分数，令我和全班同学都很意外。
数学老师孙良，回族人，是一个资历很老、威望卓著的老头。那时他已到了接近退休的年龄，满头银发，身高体胖；不修边幅，衣服前襟上油渍麻花，几乎光可鉴人。他教学经验老到，初三的课本不知教过几多遍，熟极能流。也正因此，他教起学来不太认真，不太顾及学生的感受，总觉得讲一遍学生就该会。可恰恰相反，有一些地方，学生就是没弄懂。学生接受新东西，有一些地方，需要慢一点；有一些地方，需要反复强调一下；有一些地方，需要多出题，反复练习，学生才能理解、掌握。匆匆忙忙、一带而过是不行的。我班又经历了一场“滑铁卢”，就是这个阶段。期中考试，我考了一百分，朱来令全班意外地考了八十六分，辛智、王贵都在60——80这个档，其余同学全不及格。以后，孙老师听取了同学们的意见，改变了教法，成绩自然就上去了。
平面几何老师谭鹏，中等身材，略胖，腿有点受水气。讲课不疾不徐，一丝不苟，面面俱到，不厌其烦。只是太过琐细，反有重点不突出之嫌。
物理老师常祥，大高个，白净面皮，颇有书生之气。这一学年的物理课本，我的感觉是知识庞杂，编纂不够系统，跳跃性比较大，学起来比较吃力。因此，常老师也是出力不讨好，全体学生的成绩不理想，也非老师之过。
新开的化学课授课老师叫张福，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名老师。个头不高，头发稀疏，总是蓬乱着，上课时，总有几缕纠结在一起，七扭八歪地指向天空；尖尖的鼻子，薄薄的嘴唇，上边的两颗门牙挤在一起侧棱着，其中一颗下边缘崩了，一个角尖尖的，像鼠牙似的；两只眼睛叽里咕噜地乱转，每当提出问题，他的眼睛就四处乱转，观察着同学们的反应；他的穿着十分怪异可笑，一年有三个季节，穿着蓝呢子大衣，头带配套的呢子帽，脚穿着光可鉴人的皮鞋。脱了外套，里边的衣服随随便便、皱皱巴巴，简直是里外两重天。写板书他也很不注意，常常弄得前襟上沾满了粉笔灰，他也不掸一掸，就把外套往身上穿。夏季，他身穿整洁笔挺的中山装，脚上却穿了一双满是皴口、久不擦油的破皮鞋，打扮得不伦不类。他媳妇是他的学生，是我班费守芬的姐姐，人长得非常漂亮。他媳妇给他收拾不起，无论怎样收拾，他非要穿出个怪样来。他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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