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永远忘不了内场阿姨跟我的这段对话的。
我去内场找洗好的餐盘，边收阿姨边问我：“你父母都是干什么的？”我不好意思说我的父母都双双撒手人寰而去，只好编了个慌：“我父母都是打工的。”我说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
阿姨看到我的表情说道：“打工怎么了，打工也是一种职业，我们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我笑笑。阿姨继续说道：“你看嘛，社会还是需要我们这些打工的，要不然人人都去当老板了，谁来干活？”阿姨露出那那口已经七零八落的牙齿，却笑得十分开心和自豪。
说实话，我对这个阿姨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意。而我一直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打工的是抬不起头的，是自卑的，是不敢说话的，尤其是面对那些西装革履的优雅男士，或是面对那些打扮的时髦的摩登女郎。似乎卑微不只有我的身份，还有我的心，我的灵魂，我的精神。自己对自己的作践往往比别人伤的更伤，因为这样会痛到骨子里。所以说人的可怜是和可悲联系在一起的，我的可悲便在于自己对自己的否定，自己对自己的质疑，自己对自己的放逐，自己对自己的抛弃，这些都与他人无关，都是潜意识下卑微的自我的一些自哀自怜的结果。如果说人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话，那也是自己给自己强加上去的。自我有时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自我的阴暗面往往有着魑魅魍魉般的魔力，使得我们臣服于他的信仰之下而毫无察觉并且为之敬畏。
再说发生在我们休息室里的事吧。我和孙辉都在休息，这时进来一个穿马夹的副经理和一个棕色衣服的服务员。两人进来就聊酒。
棕衣说：“我们家有一瓶茅台1949，都舍不得喝，就搁那里放着，像个神灵一样。”
经理说：“哇！茅台1949可是很贵的酒啊。我记得我喝过最贵的酒也才一千多块钱，虽然也不贵。”
“哎，说道喝酒，我就想说咱们中国人不会喝酒。你看人家外国人那才叫品酒。”
“对，人家西方国家那才是懂酒的，人家那葡萄酒，哎，真是，我们比不了。”
“其实，咱们这餐厅也不是正宗的西餐厅，这叫中式西餐厅。”‘
“哎，你可别说，到了中国来啊，这什么东西都得中国化。原汁原味都变了。”
“要不然没市场啊。”
“我听说人家在美国啊，这些快餐都是给那些没钱的人吃的，有钱的人都吃牛排，喝牛奶。”
“那可不嘛，你看到了我们国家，这快餐有钱的人还吃不起，人家当垃圾，我们当宝贝。”
“哎！外国就是好啊，这食品也健康。”
“对。”
“还是说酒吧。我们有次来个老外，人家带了四瓶高级的红葡萄酒，心想这一顿饭肯定够了，结果轮了一圈这四瓶酒没了，人家老外都无语了。”
“哎，我们国家的都不会品酒。”
“不，懂酒的人还有的是，像什么女儿红，茅台，我们也是有好酒的。”
“你看我们喝酒，就是灌，你不喝是吧，不给我面子是吧，老子不帮你忙了。”
“对对对，其实真正会品酒的人都没有酒量。”
“酒量大的其实真不会品酒。喝着辣辣的，绵绵的，哎，一瓶就没了。”
“可不是嘛。”
“我看外国人就有一种亲切感，一种安全感。”
“咦，这个我就不同意了，我感觉他们都很危险。”
“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很和善。”
……
我和孙辉在一旁听得义愤填膺的，我看孙辉都忍不住要发作了。什么狗屁外国理论，真他妈扯王八蛋。
回到宿舍，我和孙辉给子和与弘毅说了这事。他俩免不了叹一口气，“如今西风东渐，我们很多人崇洋媚外，认为外国的都是好的，中国的就是糟糕的。”
孙辉很是生气：“这两个人懂酒，懂个屁，懂那西方佬个屁，还外国人和善，那些人不顺眼搞个持枪杀人的，想想都怕。”
“你也别太激动了，这毕竟是那两个人无知的说辞罢了。”子和劝道。
“听着就叫人不爽。”孙辉不高兴地说。
“我们也是上过思想政治课的人，这文化的交流过程中难免使本国文化受到冲击。”子和说道。
“我看这叫西方资本主义对我国的形态意识一种渗透，老师不是说了吗：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亡国于此的。”孙辉慷慨陈词。
“也算有点吧。”弘毅说道。
“这些人真的是不可理喻。”孙辉还是止不住气愤。
……
今天，张钊干了一件傻事，他竟然当着他同学的面说：“我们那餐期忙的时候，有时没有刀叉了，就去自己洗一两个给顾客。”他同学竟然听成了我们不专门洗餐具，他说：“我靠，你们都没有专门的人洗餐具啊，没想到你们餐厅这么脏啊，我以后再也不去你们这了。”他抬头看了看我们餐厅的名字，郑重地点点头表示记住了。我想所谓的道听途说也不过如此吧，张钊随口的这么一个瞎说就会让餐厅受到多少损失。我心想：要是经理知道肯定要砍了你。
我急忙解释道：“哪有，我们明明是内场阿姨没洗出来，而勺子啥的缺一两个，我们才去洗，哪里洗过刀叉了？”我说的的确是实话。
“哪里？刀叉也洗过！”张钊这厮跟我犟上了。
“我靠，好吧，但哪有没人洗餐具啊。”我急声说道。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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