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丫能不能闭嘴，讲点好的ok不ok？”胖子放下王盟，一面把自己的枪垫在他的脑袋底下，权当是枕头。“兄弟啊，地方不好，你就忍忍吧，等找到组织就送你去住野战医院。晚上冷你就叫我，千万别自个儿睡过去啊。”他垫完了枪，又不忘絮絮叨叨嘱托了一阵。
见他这样，凉师爷笑着发话了：“王老总啊，小王只是伤到了眼睛，而且我已经给他打过青霉素了，烂肉也都挖出去了，不会有事的。”
他不说还好，一说胖子转身就是一瞪：“老子说老子的，干你jī_bā蛋的事啊？”
凉师爷被他讲得又气又怕，又不敢还嘴，回过身把火把往洞口一插就往吴邪和张起灵那边坐去，恨不得离胖子越远越好。
“你也别怨他。”见他过来，吴邪从火石上抬起头看了看他，“突围的时候他有个很好的老乡，被子弹打穿了胸口。大冷天的，晚上一觉就没了，再摸的时候发现连血都冻成冰了。”
凉师爷坐在旁边愣了愣，良久才发现吴邪是在跟他说话。这些天他本来就憋得厉害，吴邪这么一开口竟像开了他的闸似的，引得他禁不住诉苦道：“吴老总，我跟您们不一样，我本来只是个学医的啊，我虽然打枪不怎么在行，可咱们多少人的命是我给救的啊，您给说说看，咱们可不都是打过鬼子的吗？”
吴邪打火石的动作一滞，只是短暂的片刻，他脸上浮现出难以形容的微笑。“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你们的蒋委员长要跟我们打仗？”
凉师爷听得一愣，张了张嘴，下意识拿眼神去找他的团长。
他看向张起灵，张起灵则在看着柴火堆，脸被大半边刘海盖着，表情叫人看不出。
“你看，你也回答不了。”吴邪倏然叹了口气，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以前有人跟我说，我们会打起来是因为主义——你不知道什么是主义——我也不知道，你们国民党的孙先生，制定过两次三民主义；而我们的共产主义，这些年也变了不少——也许以后还会变。既然我们都说不清为什么，也没人告诉得了我们为什么，那么就永远不要去问为什么吧。”
他说完，起身去找柴火。刚走了几步，听见凉师爷在他身后喃喃地说：“我不知道是不知道，可我想回家，我老娘和哥哥嫂嫂也许还在等我……”
这一瞬间，从吴邪的脸上划过一丝痛苦的表情，这个表情被张起灵准确无误地收进眼底，就像一粒火星迸入大山那样地隐没在他的眼波深处。
04
一九九零年的整个春天，我都是在晋西北度过的。我一面按照黎簇交代的线索去寻找当年留下的痕迹，一边试图把一九四八年同各自所属的部队走散了的五个年轻人的行进路线画下来。我，站在世纪末的尾巴上，就这样思考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有时候我觉得它们离我并不遥远，就好像是昨天刚刚发生过的那样。
通过黎簇的介绍，我在晋西北找到了杨甸的遗址。半个多世纪前这里曾经是村庄，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指着那里告诉我，杨甸曾经是日军围剿时这附近伤亡最惨重的几个据点之一，只有百分之四左右的人真正突了围。
百分之四。我从口袋里摸出两张照片，它们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青年。虽说是不同——虽说，他们的军服和番号，所属部队都是不同的，可他们的眉目之间依然有一股很相似的气息。
我说不出这股气息到底算什么，但可以确信的是，百分之四也曾经在他们身上真实地发生过，并且也曾为他们各自的生命打下难以磨灭的烙印。在一九四八年穿行皖南的五个人里，这两个年轻人就是被它联结起来的，通过一个漫是硝烟的年份。
——一九四三年。
这对张起灵和吴邪来说都会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四三年二月，张起灵来晋绥军中就任；六月，吴邪随着部队开进了晋西北。冥冥中，两个年轻的生命像行星和行星那样地交汇了。
从一九四三年起，整整五个年头，吴邪在晋西北、中原、华东、东南一带穿行着，用双脚丈量着中国的大地，用仿佛刚刚苏醒一样的目光去深深地看着他经过的每一个地方。他的身和心都在经受着一些无法预料的改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变野了。
打仗就是打仗，打仗没有课本可以参考，也没有教员去教人操作。他必须要变得野蛮，变得会讲脏话和骂娘，变得会一脚踢开挡在跟前的阿物儿，变得完全不像他当初求学时预备要成为的那一种人，此话暂且别过不题，总之，我们知道的是他的确是变了。他的样子大变了，里头是什么个模样儿，谁都不晓得。
然而，正是这样的吴邪，于张起灵看来却简直像个透明人似的——他的一切，他都瞧得清。他自看到吴邪的第一刻起便知道：对方过的是完全不同于他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新鲜的，也许又是极端的，它来自另一个崭新的主义或者信仰，又十分不巧地与他自己的主义对立着。可哪怕是这般地对立，命运还是叫该碰面的人碰见了。
命运呵，命运到底是什么？吴邪带头爬上北坡的高地时忽然想到，他眼下的命运，就恰如那条几百公里之外的扬子江，一旦离去，永不回头。
在裂缝留宿了一夜，之后又往西南方向走，几个互不和睦的人好歹地在雨里雪里并行了几天，到了十一月的尾巴上，天终于舍得放晴了。
这还是两个多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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