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拔下他嘴上的香烟,掐灭,扔到了地上。
“晚了,伊万,对我来说太晚了,不论是婚姻,家庭,还是我的生命,都太晚了。我并没告诉她我的病情,这是我应得的。我要做的只能是不离婚,这样她和孩子就能享受军官家属的待遇,这是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他们不应再承受任何一点痛苦了。她可以在我死后再婚,和爱她的男人结婚。幸好没多久了,幸好。”安德烈看着地上的烟头:“今天咱们别打架好么?”
“我不打病人。”
“废话,我也不会在别人的葬礼上打架。”安德烈对他笑了笑:“南京怎么样?”
伊万思索了片刻,掏出了他的皮夹子,拿出一张纸:“还记得当年他写给我的歌词么?我找到了一个中国人帮我解读,我认为他一定在等我。可惜线索太少了,他在德国留学的档案应该是完备的,如果能去德国查一查,可能会更有希望。”
“其实他不错,”安德烈眨着他灰蓝色的眼睛:“知道那天我为何要跟着你么?”
伊万看着他的歌词摇摇头。
“在最危机的时刻,你第一个想到的人,一定是你的爱人。但那是个男人,所以我得做个确定,有必要的话就把你送去枪毙。”
“你真是一个合格的政工干部,你看出来了,为何不把我送去枪毙?”
“他不讨厌,你知道么,他不讨厌,甚至很讨人喜欢,”安德烈做了个夸张的表情:“他的黑眼睛很漂亮,这是实话,不过你看他的表情很恶心,充满了爱意,啧啧啧。”
伊万看着安德烈,他暂时还很难把绝症和眼前的男人联系到一起,他们一起出生入死太多年,说不清谁救过誰多少次,算不出谁揍过谁多少次。他们彼此觉得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友情,但其实,如果没有战争,这就是友情。
“伊万,”安德烈抱住了自己的膝盖:“其实我不是太理解你,呵呵,两个男人,说不上恶心吧,但如果给你张沙发,你和留学生,谁扮演姑娘?真的有点恶心。”
阳台的门突然被拉开,然后猛的关上了,响声惊得宾客们纷纷侧目。
安德烈半伸出的手僵在空中,他本可以拉住他,告诉他自己没有恶意,但是他的身体在这一刻发出了剧烈的疼痛,让最后一次和解的可能化为了泡影。
一个月后,一个戴着黑纱的女人敲响了伊万的门。
“我是安德烈的妻子,这是他临死前托付我要给你的信。”
伊万的手抖了一下,接过了信封。
’这是苏联东德地区负责人的电话,他会帮助你。他欠我很大的人情,时机到了的话,不用客气。也许,战争注定让逝者不能往生,生者难寻救赎,但我希望你能找到救赎,代我的那份一起。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克里诺夫斯基’
“我可以拥抱你么?”伊万感到自己的眼睛模糊了。
“可以。”
“他爱你。”伊万泣不成声。
“我知道。”戴着黑纱的女人哽咽着:“我都知道。”
一九五五年,西德领袖阿登纳造访莫斯科,苏德之间终于建立了大使层面的对话。这让伊万看到了一丝希望,毕竟斯图加特在西德,国际局势让这个不算太远的地方,远得如同不在人间。战争已经过去了十年,然而世界依旧被割裂为很多块。
安德烈的那位朋友接待了他,但他却表示不能帮助伊万前往西德:“太敏感了,同志,现在还绝不是时候。我只能依靠我的大使身份代您联系那所大学,我只能说,我期盼得到回音。”
美国呢?有时候伊万会想起别里亚耶夫教授,这其实是他最大的希望,教授还活着,并且到了美国,他一定知道王耀的情况,但是冰冷的美苏关系让他再没能联系到他。
算来他都七十多了,伊万叹了一口气,他独自走在莫斯科的街头,走过等待、希望、失望、等待、希望、失望。他就这样徘徊着,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如今已经没有人再为他介绍恋人,也许文协新进来的小姑娘还会偷偷瞟他几眼,但老同事都会笑她们:书记是不是很英俊?但是书记已经四十多岁啦,你们这些小丫头,快去找年轻人吧。
对,伊万已经是书记了,老书记退了休,文协便把这个岗位顺延给了他。伊万每天看看文件,然后在作家们的会议上讲一讲文件内容,直到突然的某一天,会议的氛围有些变了。
赫鲁晓夫的一些观点似乎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强烈批判,“修正”与“反修正”这一类词语开始出现在了文协的会议上,他们开始为“斯大林”争论,为“赫鲁晓夫”争论,为“共产主义和个人迷信”争论。一九六零年,中苏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撕破了脸,然后他便再也没能收到南京的来信。
这一点让他倍感焦虑,因为南京档案馆的努力其实一直在继续,不论有多大的工作量,他们依旧在组织人员逐一查检资料,从北京到天津,甚至到广州。南京的来信不断带来失望,但却从未说过要放弃。
那位姓瞿的研究员如同他承诺的那样:我会帮你的。
但个人的努力拗不过国际局势的变幻,七月,苏联召回了所有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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