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意识说了一句,不可能吧。
那个人撇撇嘴,怎么不可能呀,他和一个男人搂搂抱抱,叫人撞见了,有一大帮人去闹,学校都差点给砸了。我一脸呆怔,不知应该作何反应,他有点失望,对我皱起眉头说,同性恋啊,会得艾滋的,多恶心啊。
是真的吗?是父亲吗?我不敢问,更不敢想。但不久江上客就在晚上放学后到学校门口堵我,急切地问我知不知道父亲的去向。
他吞吞吐吐,只是含糊地说他父亲又来找他,他不愿跟他父亲走,他父亲就想办法搞垮了他的事业。我告诉他父亲从没有回家,他“哦”一声,点了一根烟,熟练得完全像一个在社会上游刃有余的成熟男人,只是眼神中还透着失落与迷惘。
我对父亲的了解比江上客还少,因此也不能给出什么有用的建议。但我仍然未免感到气愤,指责江上客连累父亲,以至他不仅生计无着落,连声名都要受损。
我隐约猜到这段轶事中的另一个男主角是谁。我指望江上客能怒气冲冲地反驳我,告诉我不要听人乱讲,告诉我父亲完全是受人陷害,告诉我那些传言全是子虚乌有。可他只是默默听着,不做辩解,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腕上的手表。
我认出那正是他赠予父亲的那块,心头一悚,渐渐住了口。他合拢风衣,对我寂寥地笑笑,请我相信父亲,说他从来是个起身走入放学时川流不息的人群。我似乎看到他抬起手腕,近乎虔诚地闭起眼睛亲吻那只手表,但一眨眼的功夫他就消失在喧阗的人潮中。
后来在某个街角,我好像认出了父亲骑着自行车的背影。他蹬车的动作很费力,仅仅通过那佝偻起来的、苍老又沉默的脊背,我就能够想象到他蹙起的眉峰和紧绷的嘴角。当他逆着人群向前,在车流中艰难地挤出一道缝隙,我感觉连他破开的空气都折转而回,沉甸甸压在他的背上。
之后父亲不再寄钱来,江上客过年时也不再出现,但寄了些东西到我家。春天母亲又收到一张汇票,付款人是江上客,来自他读大学的城市。随后他来了封信,解释说那些钱是替父亲汇来的。我满十八岁之后,母亲连续几次把他汇来的钱按原址汇回,后来我们与他就再没有联系。
我考上的大学与江上客的母校在同一个城市。母亲叫我去探望江上客的母亲,我凭借些微记忆找到那家疗养院,无奈不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只能对着家属名单一个个查。接待处的护士找到以江上客名字登记的病床,却告诉我那位病人两年多前就去世了。
大三时我放假回家,惊异地发现母亲憔悴了许多,而且饭量少得可怜。她和蔼地微笑,说年级大了消化不好。我坚持带她去医院,医生诊断出“胆囊癌晚期”时我当即崩溃,而她面容平静,怜爱地抚摸我的头发。
母亲不能上班了,事实上她虚弱得连毛巾都拧不动。我请了几个月假,陪她住在医院。起初她能躺在床上安详地与我聊天,像小时候一样紧紧拉着我的手,后来连睁眼的力气都没了。她开始水肿,细瘦的小腿粗了一圈,我为她按摩时留下的指痕大半天也消散不去。
我家的积蓄经不起如此的消耗。我有时产生幻觉,感觉吊瓶里滴滴流下的是母亲前半生的血汗,此时又悉数回归于她的血管之中。她从来不提放弃治疗一类的话,但我知道她并非幻想恢复健康,而只是不希望让我难过,我也总是面带笑容,与她一同畅想我们的明天,允诺要在大城市买栋大房子并接她来住,还要仰赖她为我照顾孩子。
我渐渐学会做饭,有时在清晨,趁她还没醒来,我跑去买一根大骨头回家炖上,中午再取到医院里,虽然母亲吃不下饭,它们大多进了我的肚子。我为她洗衣服、擦洗身体,给她读书,告诉她我在大学里学到了什么,得了什么奖,怎样受到了老师的赞扬,迫不及待地向她展示我所拥有的一切生活技能和未来的一切可能性。她明白我的意思,我多学会一道菜,她的目光中就多出一分平和与释然。
然而每逢深夜,当走廊的灯光勾勒出她侧脸凹陷的轮廓,我的眼泪就会倾泻而出。有一天我哭完之后坐在走廊里睡着,第二天被前来查房的医生叫醒,他委婉地提醒我要继续缴医药费和住院费——这里的医生和护士人很好,他们看我一个人不方便,经常来帮忙照顾母亲或扶她去卫生间,还为我募捐,即使现在走投无路,我也不愿意再麻烦他们了。
母亲不让我联系父亲。我实在不明白这种凌驾于生命之上的自尊心有何意义,和她大吵一架。她只是反反复复对我说,很多事我还不明白。
我瞒着她,从高中老师那里要来了江上客的电话,站在电话亭前忐忑不安地拨了出去。他很快就接了,我嗫嚅着,向他借钱,听见父亲在那边警醒地问是不是母亲出事了。
那一刻所有自欺欺人的侥幸都不攻自破,所有肮脏龌龊的谣言都不证自明,愤怒和委屈吞噬了我的全部理智,我狠狠扣上电话,蹲在地上泣不成声。街上行人熙攘往来,没有人愿意朝我这个方向恩赐哪怕一毫一厘的目光。
三天之后江上客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医院门口。我挣扎了片刻,还是接过了他手里的信封——穷人没有资格谈自尊。我把提前写好的欠条递给他,他看也不看,当场撕掉了。
我以母亲的健康状况为借口,婉拒了江上客的探视要求,也请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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