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不能躲开这些情感的风暴，
只有靠压抑的办法才能避开它们。
童年期的自我就在这种状况中，获得了所有导致以后各种疾病和功能失调的倾向。
我们发现，童年期的艰难在于儿童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几千年变化发展的结果，其中包括至少是对其本能的初步控制和对社会的初步适应。
儿童通过自身的发展只能实现这种变化的一部分，大部分则要借助于教育1强加给他，我们对于儿童常常不能理想地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感到诧异。
在这些童年时期，他们大多数都经历了可以说是与神经病相等的状态，而那些后来产生了明显疾病的儿童则尤其如此。某些儿童尚未进入成年就产生了
1德文为“erzie”，在本部分均译为：“教育”。该词比英文的“教育”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培养”。——英译注。
神经性疾病，结果给他们的双亲和医生造成许多麻烦。
无论是把分析疗法应用于已显示出明确的神经病症状的儿童，还是应用于尚处在性格发展不顺利阶段的儿童，我们都没有什么顾虑。我们的反对者担心接受分析治疗的儿童会受到伤害，这实在是杞人忧天。我们的分析治疗表明，我们可以根据儿童患者的情况，进一步证实我们从成年患者那里所推测的东西（可以说是根据历史材料）。而儿童从这种治疗中则受益匪浅。事实上对于分析治疗来说，儿童是极为适宜的对象；他们的疗效既彻底又持久。当然，为成年人设制的医疗技术需加以很大改变，方可运用于儿童。
儿童心理与成人心理相去甚远。由于儿童尚无超自我，故自由联想（freaion）的方法远不能为他们所接受；移情作用（trane）亦表现出不同于成人的特点（因为真正的双亲仍然处于负责的地位）。我们在成人身上所极力反对的那种内在的抵抗，在儿童的场合则很大程度上被外在的困难所取代了。如果儿童的父母使他们自己成为儿童抵抗分析治疗的工具，则分析的目的以至分析本身，就会经常受到威胁。
所以，把对儿童的分析，与对其双亲施加一定程度的精神分析影响结合起来，常常是很有必要的。
另一方面，下述情况减小了儿童分析与成人分析之间的必然差异，即我们的某些患者保持了众多的婴儿特征，以致分析者（他再次不得不适应于他的患者）必须对他们运用某种儿童分析的技术。儿童分析很自然地变成了女性分析者的领域，这种局面无疑将牢固地保持下去。
对大多数儿童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神经病阶段这一事实的确认，产生了一种正在萌芽的卫生学要求。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使儿童没有显示出精神失调的迹象，作为一种保护其健康的措施，对他采用分析法是否有利，如同今天我们不等到发现儿童患白喉病，而是在他健康时就给他注s白喉预防针那样？
讨论这个问题目前仅只具有学术意义，我在这里是可以大胆考虑它的。
对于我们大多数现代人来说，这个建议本身似乎就是一种伤天害理的行为。考虑到大多数位于父母立场的人对分析法的态度，我们现在必须放弃任何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行的愿望。这种针对神经病的预防法——它很可能是非常有效的——也要以全然是另一种结构的社会为先决条件。
把精神分析应用于教育这种口号，今天只有到别的社会中去才能找到。我们需要弄明白什么是教育的首要任务。儿童应当学会控制他的本能。不加限制地允许儿童自由实现他的所有冲动是不可能的。
对于儿童心理学家来说，给予儿童上述自由的做法，或许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实验。
但对于儿童的父母来说，这样做则是办不到的，而且儿童本人也将深受其害，这种损害有的很快就会表现出来，有的则在以后的年月里呈现。因此，教育必须对儿童的冲动实行约束、禁止和压抑。
这种情况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充分看到。
然而，我们却从分析中发现。恰恰是这种对本能的压抑包含着导致神经病的危险。
你们应该记得，我们已经详细地考察过神经病产生的情况1。所以，教育就不得不在既干涉儿童的本能，又防止他遭受挫折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中找到它的道路。除非这个难题完全不能解决，否则我们就一定会发现某种最恰
1参见《引论》，特别是其中的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两讲。——英译注。
当的途径，它能够使教育取得最大的成功，产生最小的损害。
它确定对儿童本能实行禁止的数量、时间和方式。
我们应该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施以教育影响的对象具有非常不同的遗传的性格特征，以致同样的教育步骤不可能相等地有益于所有儿童。
某种重要的反省告诉我们，教育迄今为止在完成它的任务方面是十分糟糕的，并且对儿童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如果教育找到了最合适的途径，理想地完成了它的任务，它就大有希望消除一种致病因素，那就是童年期偶然蒙受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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