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琳说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分管技术的副厂长说，关于处理设备问题，当时考虑丝织厂停产后，设备闲置在那里也是浪费，不如支援贫困山区乡镇工业发展，也好为市里作些贡献。至于向他们购买回来的设备，是他们作了重大技术改造后我们适当地付了一些技术转让费，没有全额付款。刘琳问山区农民对织机作了哪些方面技术改造？技术副厂长红着脸说具体就不汇报了。他知道在精通纺织机械、科班出身的刘琳面前瞒是瞒不过去的。最后厂长说关于厂内办厂的问题，是根据市委、市政府文件精神并经主管部门同意创办的，也就是说是合理合法的，也间接地利于丝织厂业务的拓展。一级法人，独立合算，盈亏与丝织厂业务的拓展没有丝毫关系。至于三百万开办费，属于借款。刘琳问利息多少？什么时候归还？手续怎么办的？厂长说这些都是口头协议，具体手续没有办。刘琳问还有什么要说的事没有，大家都说先说这些吧，其他的以后再说。刘琳说你们集体来找我，这说明你们对我这老厂长的信任。在事实面前，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市里要作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作出处理。还是我下午在职工座谈会上说的那句话，既不
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他们都说就拜托老厂长了，便告辞而去。
时针已指向十点，刘琳晚饭还没有吃，她找了两包麦片却没有开水。她拿电茶壶灌水又停水了。她实在太饿了太累了。胃是上山下乡时被地瓜干胀坏的，许多次一饿就昏过去。现在女儿又不在身边，昏过去连递口开水的人都没有。她打电话让吴景给她送一碗大排面来，脑子里乱哄哄的，想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把丝织厂的事儿理一理。电话却一连串地打过来。首先是地区检察院于检察长。他在滨海当市委书记时，刘琳还是丝织厂厂长。是他打破常规一手把刘琳提拔到财政局长的位置，随后他又和当时还是市长的赵明山一起又把她提到副市长宝座上。调离滨海时还力荐刘琳为市长，是刘琳仕途上的恩人之一。于检察长称丁一声小刘啊，就以老领导兼长者的口气，开门见山地说滨海市丝织厂是历届市委、市政府在工业战线上树的一面红旗，也是全地区工业系统先进单位；这面红旗不能在你当市长时候倒下去。
当一把手绝不能就事论事，要善于站在政治高度看大局、论得失。他说我认为丝织厂的问题只是改革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改革就得冒风险，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把改革中的失误和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当作腐败来看，就是大错特错了。说严重，是在压制改革、打击改革、反对改革，这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相违背的，就要成为改革的罪人，成为历史的罪人。我相信小刘你不是这样的人，否则我不会倾其全力把你推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刘琳饿得几乎虚脱，冷汗淋淋，便问老领导还有什么指示。电话说指示谈不上，有两点意见同时请你转告一下赵明山同志；一是立即撤出丝织厂工作组停止审计、调查，尽快息事宁人，把精力用在帮助丝织厂恢复生产上；二是保护改革者，对丝织厂班子要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
刘琳说丝织厂的问题能否定个时间，我去向老领导具体汇报一次。电话那头说我不要听汇报，我只要听结果。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口气很是坚决。刘琳捏着话筒半天回不过神来，想不到自己一直敬重着的老领导已彻头彻尾换了一个人，她感到陌生了。以如此的心态来当检察长，还有什么公正可言、还有什么是非可分，还有什么腐败可反。第二个电话是丝织厂党委书记郭永川打来的。他说有要紧事情面见市长，刘琳想想吴景很快会来的，不会有其他差错，就让郭永川尽快过来。第三个电话是谢权打来的，他说自己刚听到消息，估计丝织厂不查没问题、小查小问题、大查大问题。考虑到丝织厂问题背景比较复杂，靠山比较硬，建议刘琳首先要千方百计保护好自己。这好比打仗一样抢占好的地形，才能制敌取胜。同时建议吴景住到刘琳家，有事也好照应，刘琳说可以。第四个电话是匿名者打来的。口气好像劫匪一样穷凶极恶，说如果丝织厂的闲事再管下去，就把刘琳的头割下来送给夏威夷她前夫。
再下面是赵明山的电话。一听赵明山的声音，刘琳便哭起来了，这是她从政以来唯一的一次当着外人哭。当初女儿被绑架时她都没有这么哭过，并且哭得很悲，哭声很大，三分钟过去了还说不出一句话。赵明山说不要哭，也不要怕，要坚强，还有我赵明山呢！要么我过去看看你。刘琳说千万别过来，就把前前后后的情况在电话上跟赵明山说了一遍，说完了又抹起泪来。赵明山听后，果断地说鉴于丝织厂班子问题严重，情况复杂，要宜早不宜迟，马上召开书记办公会议，请公、检、法、司和纪委一把手都来。你在前边冲锋，我做你后盾。不要怕，滨海这块土地毕竟是共产党的天下，人民的天下，就是天王老子，我赵明山也要把他拉下马。刘琳一边听一边擦干了眼泪。这时，吴景和郭永川几乎同时到达。刘琳边吃大排面，边问郭永川有什么事快说。刘琳认为郭永川与自己搭档多年，人还是本分的，原则性还是比较强的，只是厂长把他晾在那里，他受不了他们就与那一伙同流合污了。他开口便说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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