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规定回答说：“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朝他不冷不热地微笑了一下，我就走开了，带着苏联公民的所有尊严。但实际上我十分高兴。因为连猫都喜欢抚摸。
送午餐时，戴维把一只漂亮的包塞给我说：“这是一套衣服。本来是带给凯蒂卡妹妹的，但我看您穿也合适。要是凯蒂卡知道我遇见了您，并送您一件礼物，她会十分高兴的。”
该死的规定严格禁止接受旅客馈赠，所以我只能拒绝这套衣服。当然，你可以接受它，但说不定让谁看见了打个小报告，你就再也别想上机了。
但戴维自己也知道这些规定。当我来收盘子时，他递给我一张纸条儿，上面写着：“今晚在列宁格勒照此号码给我打电话。”下面写的是电话号码。好，那就另当别论了。
当晚我给戴维打了电话，然后俩人到咖啡馆会面。他把那套衣服带了来，我俩坐在一起，他给我讲了他是如何结识凯蒂卡的。“我来苏联工作时，在伦敦已有未婚妻，她是高级外交官的女儿。我们相爱甚笃，足可结成美满良缘。我的恋人提的条件是，我在苏联任职期满后应到西欧国家任职，这样她就嫁给我。考虑到这是个合理的要求，我就答应了。
“有一次我从莫斯科来列宁格勒办事，美国使馆的一位同事给我介绍了几位青年艺术家，凯蒂卡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而且我提议找机会再谈谈。所以，她才大胆地邀我去她家吃晚饭。我去了。她同母亲和弟弟住在一起，按苏联的标准看，住得还不错：有自己的房子。凯蒂卡的母亲很好客，给我做了苏联风味的饭菜，很可口。我们正吃着饭，突然从隔壁传来苍老的声音：‘我饿。你们又忘了我。’”凯蒂卡急忙起身跑过去。她妈妈告诉我：‘那是凯蒂卡的姥姥，我的母亲。她卧床已经五年了。行动越来越困难，但除了凯蒂卡她不让任何人照看她。这可怜的丫头，也真够难为她的：她上学、工作、作画，还得照看老太太。’“凯蒂卡很快又回到饭桌上，看上去平静、快乐：‘姥姥闻见饭味就饿。其实我早已喂过她，现在睡着了。’”这么说，五年来你一直在照看她，凯蒂卡？“我问她。
“她很伤心地回答说：‘她喜欢我这个外孙女。现在她把别人都忘了，连妈妈，也就是她女儿，都不认识。她只记得我。’”他们还给我讲，凯蒂卡和弟弟如何每天用扶手椅把姥姥推到街上——这算是老太太的户外活动。他们没有适合乘电梯的轮椅，也无法把房子换到一层。我建议他们最好把老人送到老人院。但他们全家人都攻击我：‘我们怎么能把姥姥送进老人院，而我们自己图快活。人家会怎么想吧。她苦挣了一辈子，有权死在自家的床上。’“凯蒂卡带着恐惧的神色望着我说：‘戴维，你不会抛弃把你抚养成人的姥姥吧？’于是我想起，我那位未婚妻的母亲在老人院已好几年了，更不用说她姥姥了。她觉得这样对母亲更好，自己也方便。由此我突然想到，一旦我出点事成了残废她会轻易地抛弃我，就象抛弃她那中风的母亲一样。那天晚上我便下决心娶凯蒂卡为妻，但几年后才得以实现，那是在她姥姥逝世以后，我与未婚妻以及她父母吵翻了。在这项婚姻的审批上也遇到了很多麻烦，克格勃给凯蒂卡施加压力，让她别嫁给我。这促使凯蒂卡下决心出国。她说当局的作法很愚蠢，他们怎么能够决定谁应该嫁给谁，谁应该怎么个活法呢？她甚至不想在这儿生孩子，那是因为担心孩子将来的命运不好。于是，我就娶了这么个妻子，跟她在一起老了，病了，也能心安理得，不必担心她会抛弃我。”
亲爱的诸位，凯蒂卡多走运。大家想想，像这样的女人俄国遍地都是，只是戴维不知道罢了。我知道许多家庭，他们都同有病的老人生活在一起，没人想到要抛弃他们。
“戴维的想法很奇怪，”佳丽娜评论道。“当然，西方的老人院跟我们的不一样。显然那边的老人能住单间，而且还有零用钱买东西。”
“你把他们看得太好了，佳丽娜。”奥尔佳笑着说。“他们没法能给老人单间住，至于零花钱，那绝对是胡说。要是国家养着他们，他们怎么还可能有零用钱呢？那是资产阶级的宣传罢了。”
“不见得，没准儿真是那样。”爱玛说。“但即便如此，国家办的老人院与自己的家也不一样。即使有自己的房间和全套设备，他们的生活也不会幸福，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家，没有儿孙在身边。我们为演员建了很不错的老人院，但我永远也不希望我儿子把我推到那儿去。从他的眼睛我就能看出，他决不会那样做。”
“现在说他将来怎么想还为时太早。”女人们都笑了。但大家都同意，晚年离家索居是很可怕的事情。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把她讲的故事称为“吉祥服的故事”。
我有个朋友叫玛丽娜。她是个优秀的打字员，也是个胆小鬼。她父母在1949年被捕，并死在劳改营，所以她总觉得有责任为民主运动做点儿事。但每当有人带地下出版物来请她打印时，她总是警告来人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告诉我这东西从哪儿来，或到哪儿去。我特别软弱，他们一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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