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集中到地下室,那里有一架破钢琴,我们就接着又弹又唱。这一切就像历史上公元前的某个时期,它的结束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甚至一个像艾德·鲍里斯家那样的地方,都不能免受周围环境渗出的毒汁的影响。因为每一条街都正在变成一条香杨梅大道,因为空虚正充满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整个大陆。因为,在某一段时间之后,你在全国各地哪个地方也不可能走进一幢房子,看见一个人倒立着唱歌。不再有这样的事。哪儿也没有两架钢琴同时弹奏,没有两个人愿意整夜弹琴,只为了取乐。能像艾德·鲍里斯和乔治·纽米勒一样演奏的两个人,都被广播电台或电影业雇去了,他们的天才只用上了一小点儿,其余的都被扔到垃圾桶里去了。根据公开展示来判断,在偌大一个美洲大陆,竟没有人知道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天才。后来,我就听专业人员扮着怪脸的演奏来消磨下午的时光,这就是我之所以常常坐在汀潘街住家门前台阶上的原因。那音乐也很美,但是不一样。其中没有乐趣,这是一种永久的演习,只是为了挣钱而已。在美国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点幽默,他就把它积累起来,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了不起的疯子,一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一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他们是我们造就的最优秀人才。我记得凯思夜总会有一个无名的表演者,他大概是美国最疯狂的人,也许他为此每周挣五十美元,一个星期里,他每天都演出,而且一天三次,他的演出使观众目瞪口呆。他不按场次来表演——他只是即兴表演。他从不重复他的玩笑或绝技。他十分投入,我也不认为他是吸了毒才这样投入的。他天生像只秧j模样,他身上的能量和欢乐是那样强烈,没有什么东西能包容得住他们。他会演奏任何乐器,跳任何舞步,还能当场编出故事,一口气讲出来,一直讲到铃响。他不仅满足于自己的表演,而且也会帮助别人摆脱困境。他会站在舞台两侧,等待适当时机,闯入到另一个家伙的演出中。他就是全部演出,含着的治疗方法比现代科学的整个武库都多。他们应该把美国总统拿的工资付给这样一个人。他们应该解雇美国总统和整个最高法庭,确立这样的人当统治者。这个人可以治疗有史以来的任何疾病,而且,他也是那种有求必应、不取报酬的人。这是一种能腾空疯人院的人。他不建议治疗——他使每一个人发疯。在这种解决方法和一种永久的战争状态即文明之间,只有一条其他出路——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最终要走的道路,因为其他的一切都注定要失败。代表这惟一道路的那种象征物长着一个有六张脸、八只眼睛的脑袋;脑袋是一个旋转的灯塔,顶上不是可能会有的三重冕,而是一个d,给那里很少的一点儿脑髓通气。我是说,只有很少脑髓,因为只有很少行李可以带走,因为生活在全意识中,那灰色的物质就变成了光。这是人们可以置于喜剧演员之上的惟一一种类型的人;他既不笑也不哭,他超越了痛苦。我们还不认识他,因为他离我们太近,事实上,就在皮肤底下。当喜剧演员使我们捧腹大笑的时候,这个人,我猜想他的名字也许叫上帝,如果他必须有一个名字的话,他大声说起话来。当整个人类都笑得前仰后合,我意思是说,笑得肚子痛,那时候,每个人便上了正道了。那一时刻,每一个人既是上帝,也是任何别的什么。那一时刻,你消灭了二元、三元、四元、多元意识,这是使那灰色物质以丝毫不差的褶层在脑壳顶部盘绕起来的东西。在那时刻,你会真正感到头顶的那个d,你知道你曾经在那里有过一只眼睛,这只眼睛能同时将一切尽收眼底。这只眼睛现在不在了,但是当你笑到眼泪直淌、肚子直痛的时候,你真的是在打开天窗,给脑髓通风哩!在那时刻没有人能说服你拿起枪来杀死你的敌人,也没有任何人能说服你打开厚厚的一卷书,来读里面形而上学的世上真理。如果你知道自由意味着什么,我指的是绝对自由而不是相对自由,那么你必须承认,这是你达到自由的最近的捷径。如果我反对世界的状况,这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道德家——而是因为我要笑得更多。我不说上帝是一阵大笑,我说,在你能成功地接近上帝以前,你必须放声大笑。我的整个生活目标是接近上帝,也就是更接近我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走哪条路对我来说无所谓,然而音乐十分重要。音乐是松果腺的滋补剂。音乐不是巴赫,不是贝多芬,音乐是灵魂的开罐器。它使你内心十分平静,使你意识到,你的存在有一个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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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十八章(2)
生活中令人寒心的恐惧不包含在祸患与灾难之中,因为这些东西唤醒人们,人们变得十分熟悉它们,亲近它们,于是它们最终又变得驯顺了……这更像是在一个宾馆的客房里,比如说在霍博肯,口袋里的钱只够再吃一顿饭。你在一个你绝不指望再来的城市,你只需在你的房间里度过一个晚上,然而要在那房间里呆着,却需要拿出你拥有的所有勇气和精神。某些城市,某些地方,激起如此的厌恶与畏惧,一定是有理由的。一定有某种永久的谋杀在这些地方进行。和你属于同一种族的人们,他们像任何地方的人们一样做生意,他们盖同一种房子,也不更好,也不更坏,他们有同样的教育体制,同样的货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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