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秘书长说:“就是报喜,代表全区人民报喜,感谢省委、省政府的支持。”
伍秘书说:“这样吧,电话里扯不清,我明天清早七点五十在办公室等你,你将你们张书记要讲的话写上给我。八点我要跟刘书记出去。”
之后,吴秘书长连夜拨通了张书记的电话。张书记沉吟一会儿,一句一顿地说了几句。吴秘书长在这边飞快地记了下来。 他放下电话,又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吴秘书长对自己的字不满意,可又是深夜,外面打字店都关门了。便对办事处袁海说:“小袁,你的字怎么样?”袁海谦虚道:“不行不行。”吴秘书长却把笔和纸推到了他的面前。袁海就认真地抄了起来。吴秘书长看到小袁的字还可以,就放心了。可袁海刚写了半行,吴秘书长说:“等会儿,等会儿。”吴秘书长刚才猛然意识到,这稿子虽只有百把个字,总也得有个题目才是,不然,一个光头文章,怎么送上去?但这样的文章,吴秘书长还是平生头一次碰上,不知怎么处理。既不能标个某某同志在某处的讲话,又不能标个关于什么的报告,怎么都不伦不类。真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了。吴秘书长踱着方步冥思苦想了好一阵,才想到了一个不算太如意的标题:十月一日张兆林同志给省委刘书记的电话。
忙完之后,已是凌晨两点多。
次日一早,吴秘书长同袁海一道准时将稿子送给伍秘书。伍秘书热情地握着吴秘书长的手,说:“好吧,等定下来再通知你们。坐下喝杯茶吗?”
吴秘书长起身告辞,说:“不了,你忙。我们办事处小袁随时找你联系行吗?”
伍秘书说:“行!行!”
张书记听完吴秘书长的汇报,表示满意,并指示吴秘书长,要他交待小袁,随时同家里联系。吴秘书长说:“交待了,交待了。”
同省里联系得基本妥当了,邮电局向局长跑来汇报,说剪彩活动只怕还是要搞,他们省局要来领导。这就让张书记为难了。省邮电局不好得罪的,地区的通信建设要倚仗他们支持。但如果同意搞剪彩,对省里又不好交待。省委谷秘书长对他们不搞剪彩是给予了赞赏的,而且向省委刘书记作了汇报。
张书记反复考虑了一会儿,表了个态:“原则同意搞剪彩活动。气氛要热烈,场面要简朴;不在排场,重在庆祝。”
张兆林私下却有一计,吩咐电视台,庆典活动的各项内容都要录像,但是电视上只出现张兆林向省委报喜的内容,而剪彩的场面不上电视。因为整个儿庆典活动都有省邮电局领导在场,如果不弄些摄像机去晃晃,他们说不定会有看法的。反正电视新闻那会儿,正是酒桌上觥筹交错的时候,省邮电局的领导看不到的。只要新闻报道上注意了,省委那头也好说了。不得已而为之,只好如此了。
很快就是九月三十号了,省委那边还没有最后的消息。办事处袁海一天一个电话回来。他打听到,刘书记上北京出差去了。原计划二十九号回省里,航班是上午十点四十到达。临时又因天气原因,改坐火车了,正点的话是三十号上午十一时到站。
三十号下午四点多了,袁海还没有电话来,吴秘书长着急了。他打电话给办事处,一个女孩回答说:“稿子已到手了,袁主任赶火车回来了。”
吴秘书长发火了,怪他们怎么不先打个电话报告一下,这边领导急死了。办事处的女孩吓坏了,忙说:“袁主任刚才急急忙忙交待一句就赶火车了。我刚准备打电话汇报,吴秘书长您的电话就来了。”
吴秘书长不听那么多了,忙跑去报告张书记,好让张书记放心。张书记拍了一下大腿,说:“这个小袁,脑子这么不活,不知道发传真过来?你看你看,越忙越乱。素质问题,素质问题啊!”
吴秘书长感到这事自己有责任,忘记交待小袁发传真了,便说:“也是也是,我交待过让他发传真过来的。一忙,可能忘了。不过还误不了事,火车是明天清早七点十分到站。”
次日清早,孟维周奉命接站。他很担心,因为这趟火车几乎没有正点过,有时一晚就是个把小时。今天若是这样,那就惨了。没有省里定的稿子,张书记怎么去打电话?又不能再打电话到省委办公厅去问那个稿子。问什么呢?难道问我们张书记怎么给省委刘书记打电话?
孟维周觉得省里办事也太死板了。不就是打个电话吗?弄得这么烦琐。张书记本来很会讲话的,这么一限制,还真不知怎么讲了。
果然晚点了。一打听,说是预计七点二十五到站。能在这个时间到还误不了事,一超过七点四十就危险了。
老天保佑,七点二十五火车终于到了。袁海老远就把手扬得高高的。孟维周也把手扬得高高的。但人多拥挤,袁海怎么也快不了。两人手一握,立即往小车跑去。一上车,袁海就将稿子拿了出来,交给孟维周。
孟维周接着稿子,说:“你发个传真过来不省事多了。”
袁海马上意识到自己忙个通宵,倒忙了个愚蠢,便掩饰道:“想过发传真,但听说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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