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业立起来说道：“从前先帝注重历法，敬授人时，原是以农事为重的意思。但是臣的愚见还要进一层，不但使人民要知道务农的时日，还应该使万国诸侯都遵行现在所新定的国历。为什么原故呢？世界之上事事能画一，则庶政容易办理，倘使国自为政，那么其纠纷甚大。帝尧之时，洪水滔天，对于诸侯无暇顾及。先帝摄政之初，已虑到这层，所以创立五瑞之法，颁之于群后。又四时巡守，考察律度量衡使之相同。律度量衡，是民间日用必需的东西，历法也是民间日用必需的东西。
律度量衡要它相同，而历法倒反不同，你国是正月，我国中已是二月，他国中又是三月，会合拢来，岂不是参差紊乱之至吗？
况且历法至精至微，差以毫厘，谬以千里。现在政府承历代之后，测验推步的器具较备。而自帝尧以来，二羲二和分宅四方，孜孜考察。帝尧及先帝又天禀聪明，长于天文，时加指导，历算之精，遂为万国所不及。所以臣的意思，就中央政府之尊严而言，就万国统一之便利而言，就历法之精密无讹而言，皆有使万国遵行此新定国历之必要。未知众意如何？”大家听了，亦都以为然。
于是又商量如何推行此新国历之方法。轻玉主张：“每岁冬季十月或十二月，由司历之官将次岁的月日。大建或小建，弦、望、晦、朔在何日，有无闰月，应闰某月，二至二分各节气的时日分数，一切都推算明白，分为十二册，或十三册，每月一册，颁布于诸侯，使他们谨敬领受，藏之宗庙。每月之朔，用一只羊到庙中去祭告，请出一册来检用，这个方法，未知可行否？”季宁道：“方法呢，当然是如此。不过收藏请用，这种手续似乎可以不必限定。因为现在第一步是要他们遵行国历，换一句话，就是要他们奉行我们的正朔，听我们的号令。
假使手续太烦，或c之过激，使他们发生一种反感，或者竟不遵行，或者阳奉而y违，那么又将奈何呢？”夏禹道：“是呀，立法之初，不妨宽大，现在只要希望他们遵行，至于收藏请用等且不必去管他吧。”这时司历之官，是从前二羲二和的子孙，官名就叫作羲和，此时亦列席会议，夏禹便吩咐他们去照办，并派伯封叔及昭明同去帮忙，这件议案才算结束，第三项议案是财政。财政问题，包括出入两种。而收入方法尤为重要，须加审慎。因为支出总以节俭为主，可省则省，可缓则缓，还有一个斟酌。至于收入，哪项应收，哪项不应收，哪项可多收，哪项不可多收，稍不审慎，一经定下之后，百姓就非常吃苦。但是如果一概少收，则一切政费从何取给？凡百事业从何建设？所以是最难的。
当下轻玉立起来说道：“现在九州已经恢复，一切贡赋办法已经确定。但是依臣的愚见，还须有一个根本办法，财政上才可以日有起色，绝无后患。贡、赋两项，贡是万国诸侯来贡的；赋是王畿之内，政府直接叫百姓缴纳的。诸侯之贡，只能作为赏赍诸侯之用，如朝觐之时，以甲国所贡赏乙国，乙国所贡赏丙国之类。或者作为政府特别之用，如荆州所贡世茅，以供祭祀缩酒之类。此种收入，只可作为临时费，不能作为经常费。经常费的收入，还是以田赋为大宗，但是如何收法？年有丰歉，地有肥硗，多寡轻重，煞是问题。臣愚以为百姓现在所种之田、所住之地。所取材的山林、所取鱼的川泽，本来都不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都是天生的。既然如此，他们哪里可以私占？应该统统都收归国有，不许人民私有。凡人民要住屋、要种田、要取木材、要食鱼鳖，统统来问政府要，由政府颁给他，每年收他多少赋。那么每年有多少收人，按册而稽，可以确有把握，即可以量人为出了。”
说到此，季宁立起来驳他道：“土田山川，都是天之所生，以供给万民的。现在统统都算国有，不准人民私有，这个道理恐怕说不过去。还有一层，现在人民所有的田，虽说本来不是他自己制造的，但大半是他们披荆斩棘、辛苦艰难而得来。或者祖宗相传，已历数世，一旦收归国有，岂不是近于豪夺吗？
”轻玉道：“我看不然。土地等系天之所生，国家亦是天之所立。君天下者曰天子，明明是受天命而来治理的。先帝虞舜有两句诗，叫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照这个意思说起来，岂但土地尽是国有，连他们人民的身体还是国家所有呢！况且土地国有，土地私有，两者的利害大相悬殊。天之生人，五官四肢虽是相同，而智愚强弱万有不齐。
愚者不敌智者，强者不敌弱者，这是一定之理。土地假使私有，则民间即可以买卖，那么智而强的人势必设法以吸收愚而弱者之土田，数百年之后，可以发生贫富两个阶级。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种不平的现象，最足以引起社会之不安宁，国家求其太平，难矣！若土地国有，由国家支配，每人耕田只有若干亩，每家住宅只有若干亩，智而强者，不能独多；愚而弱者。不至独少，那么一切不平等之现象就可免了。古圣人所谓治国平天下，就是这种平法；古圣人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就是均法。除出这法之外，再要想求平均之法，恐怕没有呢。至于现在他们所有的土田，亦不必一定去夺他，只要依政府所定之办法加以限制，或给以追认而已。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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