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中土人,大气,豪爽;唐代的西域人,浪漫,fēng_liú,那真是中国历史上极辉煌的日子。丝路畅通之际,大漠途中,凡有泉水的地方,都是商队羁旅的所在;雪山脚下,凡挂酒旗的村舍,都会有驼铃清脆的音响。于是,弦歌嘈杂,觥筹交错;灯红酒绿,舄履杂沓;青衫薄衿,难掩春光;玉体横陈,魂飞魄荡。这一切的欢乐,一方面是那亮闪闪的波斯金币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也是那时充满开拓精神和冒险意识的旅人们,一种敢于挥霍生命的豪气。
人,需要这份豪气;国家,同样也需要这份豪气。
汉、唐就以这份豪气,做出了“当惊世界殊”的大事业,大格局。嗣后的王朝,休想再有这等大作为,大手笔了。宋以后的程朱理学,明以后的科举以八股文取士,桎梏了人们的思想,从此,中国人不但失去了汉的大气,唐的生气,而且多了些要不得的犬儒气,迂腐气,伪君子气,酸得倒牙的假才子气,尤其是那种半男半女或不男不女的阉寺气,全非鲁迅先生打算写《杨贵妃传》时,所指望的那种洋溢着生命力的天空了。
胡椒八百石(2)
我想,汤因比先生憧憬的,正是唐代丝绸之路上,那些追赶着夕阳,往西方行进,沐浴着晨光,向东方而来,所有跋涉在雪山、咸湖、芨芨草、砂碛间的勇敢者的这种豪气。
那是用脚一步步量出来的悲壮行旅,茫茫大漠中的行人影,千里戈壁里的蹀躞脚印,该留下多少乡关何处的惆怅,故土家园的相思啊!寂寞的驼铃,孤独的行者,陪伴着的只有那长长的影子,和渺茫的前程。谁知明天的途中,会不会满天尘暴,难逃干渴的困境,而于无望中无声无息地倒毙?会不会风沙裹胁,永远也到不了下一个驿站,成为一具无名干尸?然而,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会不停地往沙漠深处走去,绝不会回头。
天高云白,万里沙尘,长河落日,羌笛声声,看着地平线渐渐淡逝的余晖,在寥廓苍茫中,会不令这位历史学家,对汉唐帝国这种拓展丝绸之路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自信,更多一些敬意吗?
我想,如果汤因比先生选择公元七世纪,来到天可汗统治下的西域,他是绝不会后悔的。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平###厥,在蒙古高原设置行政机构。九年(635)败西部的吐谷浑。十四年(640)灭高昌,打通西域门户。公元七世纪,丝绸之路重现汉代的辉煌。以长安为始发站,出玉门,过敦煌,经焉耆、龟兹、碎叶,可以到大食(阿拉伯帝国),天竺(南亚次大陆),和更远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八世纪,丝绸之路曾经是一条充满生气的,联结东西方的纽带。
从我们多少读过的唐人诗句,也可看出中外交融的场景。如岑参《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如元稹《法曲》:“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那时的长安,说是一个国际都市,不为过分。看来,居住在长安的胡人,不比现在北京城里的外国人少。胡人一多,自然胡妹也就不能少了,唐代首都的红灯区平康里,难免就有一些妖艳的西域妹。李白诗《少年行》之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颇足以说明sè_qíng行业的发达。
唐人《李娃传》中的那位大姐大,她傍的情人,别人认定是个大款,她连忙辩说不过是个“穷波斯”而已。从这些胡人胡语,竟然能够进入民间口语领域,也就了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贸易,也还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
交流从来是相互的,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也是领导潮流的先进国家,就像现在某些同胞,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一样,彼时的外邦人,也有相信中国月亮比他们那里月亮更圆些的。如今的西方人,是不大瞧得起我们了。但在唐贞观年间,“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曾是个极文明的社会,而欧洲的日耳曼、条顿、高卢诸民族,按辜鸿铭先生语,还在“x居野处,茹毛饮血”呢!
辜老爷子的中华文明至尊思想,稍嫌偏激,但中世纪的欧洲,确实也是落后过的。贵妇人内急了,在路上蹲下来,靠裙子掩护,旁若无人地随地便溺,也是街市的一道风景。甚至到了十六世纪,那位启蒙者卢梭,并不把掏出他那发育不全的性器官当众小解,看作是多么不雅的举动。研究者甚至认为,巴黎香水业所以如此发达,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们的先人不常洗澡有关。
当君士坦丁堡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建起城市公共浴室系统时;当拜占庭帝国后宫l浴的旖旎风光遐迩闻名时;当苏丹王爷们沉浸在这种东方式沐浴的快乐中时,很显然,不过是学我们李隆基和杨太真,在临潼泡温泉桑拿,剥冰镇荔枝,西亚版的“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罢了。而彼时彼刻的欧罗巴,男人穿着树皮鞋,女人还锁着贞c带,刚走出野蛮时期。
这种人类发展过程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不平衡,正是历史的常态,焉知在下个世纪,下下个世纪,会不会轮到我们去笑话现在笑话我们的人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事还真的很难说呢!
胡椒八百石(3)
汉唐两朝,大概是中国最具开放精神的朝代,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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