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文人遭遇皇帝也罢,或者皇帝有意识地遭遇文人也罢,说了归齐,双方矛盾的症结,就在于真实二字。一个要说出写出这个真实,一个不要你,不让你,不准你说出写出这个真实。于是,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的统治者,只有诉诸于文字狱的办法,来收紧文人的骨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便是中国文人永远摆脱不掉的噩梦。
刘项原来不读书(1)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为秦代的嬴政,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批量化地集中屠杀文人的皇帝。
据说,毛主席在一次会议的谈话里,提到这件事,他认为秦始皇杀得并不多,或不够多。然而,秦始皇万万没有想到,他如此大规模、大范围,几近斩草除根地收拾让他觉得放心不下的文人,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子孙万代坐稳皇帝的位子;从此可以放下心来,再无文人跳出来犯上作乱。哪晓得,事与愿违,秦到二世即亡。而亡秦者偏偏不是文人,而是不读书的刘邦和项羽。
后代人议论起秦始皇来,第一个话题,就是他的暴政,他的焚书坑儒,多半想不到他作为千古一帝的辉煌业绩。其实,焚书,是始皇帝三十三年的事;坑儒,是始皇帝三十五年的事。将六百四十名儒生坑于咸阳,是嬴政下令干的,因为他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气急败坏,便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但焚书,却是李斯给他出的主意,若要分清罪责,至少在焚书这件事上,秦始皇够不上主谋。
1933年,鲁迅先生于《申报?自由谈》上,写过一篇《华德焚书异同论》。因为当时,德国的希特勒上台执政,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纳粹分子焚烧书籍,禁止所谓“非德意志”(即不符合纳粹思想)的书籍出版和流通,弄得柏林、莱比锡等城市乌烟瘴气,一塌糊涂。至今在柏林的洪堡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块焚书碑,记叙这件事。当时,上海一些报章,把希特勒与秦始皇相提并论,鲁迅先生觉得这样比法,“实在冤枉得很”,他认为,秦始皇“吃亏在于二世就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
这场焚书的无罔之灾,先是几位博士的闹腾,后是李斯的出谋划策,秦始皇才画圈的。
秦代的博士,都是大儒,不同于现在的博士,只是某一专业达到一定水准的职称标志。如今的博士多如牛毛,那时的博士全国才几十位,所以,地位非常之高,政府对他们相当礼遇的。始皇帝过生日,特地在咸阳宫置酒,专请博士们赴他的寿宴。显然,嬴政很愿意听这些有学问的博士,唱一曲《hdayyou》,然后吹蜡烛,切蛋糕。
这就是中国特色了,在历史上,所有朝代的皇帝,打心底里不待见知识分子,他们宁肯要愚民,因为愚民好统治,知识分子有头脑,好思考,就比较难管理。但有时候,像蛋糕上必须有几粒红樱桃点缀那样,少了装点门面的知识分子还不成,这就是秦始皇一定要请博士们来喝寿酒的隐衷。这本应该是个愉快的###,想不到,却酿成焚书的悲剧。一怪那个山东老学究淳于越,二怪那个投机分子李斯。
历代文字狱,皇帝固然是罪魁祸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倘若没有想借帝王之手,屠灭同类,出坏主意,打小报告的小人,这台戏根本就唱不起来的。李斯在秦国,是外来户,一些人(自然也包括这些博士),一直想把他轰走,他很恼火,耿耿于怀,所以,憋着劲要收拾他们,何况,他是地道的小人。这样说,也许有些过分,但从他最后与赵高沆瀣一气,至少,他说不上是君子。
其实,吃完甜点,果盘也端来了,博士们就该一抹嘴,抬腿走路。但知识分子中的文化人,如作家,如诗人,在灵魂里都会有不那么肯安生的习性,由此就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表现欲。我原先以为“人来疯”是儿童多动症的表现,长大以后,就不药而愈的。后来,我渐渐品出来,有的人,这种“人来疯”的毛病,到了年纪一把,胡子一把,说话撒气漏风,走路跟头把式的老先生,也会像老儿童一样,到了人多的场合,按捺不住要表演,使大家注意他。否则,将老人家旁落于镜头之外,焦距没有对准他,会五计六受,十分痛苦的。
这就是文化人与生俱来的弱点了,从这些秦代的博士起,一直到清代康雍干嘉文字狱的当事人,常有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没事挑事的嗜好,生怕人家把他当哑巴卖了。譬如:说些帝王不中听的话啦,做些领袖皱眉头的事啦,与领导唱一唱对台戏啦,故意不买上峰的账拿一把啦,等等等等,自以为得意。结果呢,往往是请得了神,送不了神,j蛋碰到石头上,惹恼了官家,弄不好,就有可能付出头颅为代价。真到了那时,又磕头如捣蒜地求饶,上陈情表,写悔过书,深刻检查,认真忏悔,就不禁令人为之叹息,阁下,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刘项原来不读书(2)
那是公元前213年,咸阳宫外,小轿车停了一串,共有七十位博士接来给陛下贺寿。博士跽在下面,嬴政坐在上面,主持团拜会的仆s周青臣,自然要讲一通颂扬的话。“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日月所照,莫不宾服。”这也是人情之常,顺水推舟,谁过生日,愿意人家没头没脑浇一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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