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章昨晚写了很久一直不满意，就没发。早上改来改去改得头疼，就这样吧。
邱枫与朋友们依依惜别，带着一包胶卷离开了荒原。
又过些日子，探矿队也走了，带着一份确切的报告。
满盖冷清下来，营地有种萧索的味道。
流放者恢复了之前的工作安排，伐木、修葺营地、读书、开会、上课、写作……
日复一日的规程仿佛从未有过任何变化，但每个人都知道，平静的日子已经不多。
探矿队的汇报将带给徐国公一份惊喜。不用太久，兴辽集团的工程队就会开进荒野。
他们将排干沼泽，修筑道路，运来成百上千的工人和轰鸣作响的机器，把沉寂千万年的荒原化作热闹喧嚣的矿区。
煤矿将被无尽的车队源源不绝地送往北庭各地，为兴辽集团旗下的火电厂和各类蒸汽动力工厂提供燃料。再不会有一个人记得稽垦局“满盖粮仓”的规划。
这个独属于流放者的世外田园，即将被帝国蓬勃的工业体系碾成碎片，重新熔烧、锻造成庞大机器上的一颗不起眼的螺丝钉。
上古的先贤在乡村、寺庙与竹林里孤独思考，用个人的睿智指示君王与百姓的心灵归宿；如今的思想者却必须融入繁华的城市、永不停歇的工厂、人潮汹涌的街道，因为真理只在那里，未来——只在那里！
在大齐，每个人都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无人可以例外。如果不想被狂飙突进的国家落下，就必须努力奔跑，拼命跟上。即便是革命者，也得先在这个体系里争得一席之地，然后才有发言的机会。
就这样决定了吧！
耐心地等待，恰如潜伏爪牙的猛虎，等待满盖大开发，等待涌入荒原的无产阶级，然后像龙入大海一般，融入到人民群众之中，找到隐藏的火花，发现澎湃的海潮！
就像吴锐在一次组织建设研讨会上所说：不是我们要革命，而是人民渴望革命！这种渴望饱含着巨大的力量。任何发现这股力量的人，都有责任引导它去往最该去的地方——冲垮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理想乡！
晋桐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很少加入这种讨论，这一回偏偏做了很长的发言。
他说：“一年多来，我参加的会议虽然不多，但私底下还是有很多思考。思来想去，觉得两件事最重要。一是基层组织建设，二是文化宣传。所以今天，我别的不说，就说这两件事吧。”
他说，随着帝国工业发展，城市工人阶级力量增长极快。但一个又一个工会组织的建成，并没有将工人带领到争取政治权利的道路上，仅仅满足于帮助工人讨要工资，争取一点微不足道的福利。
为什么呢？第一，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的地方，资产阶级的力量更强大，并作为统治者牢牢掌握着暴力机构；第二，大部分工会组织被进步党控制，而进步党是财阀走狗，坚决走改良路线。
怎么办呢？
硬抗是不行的，只能迂回。
于是，晋桐谈到了城乡差距。
随着人口增长，失地农民涌入城市，一部分被纳入工业体系，一部分向新拓疆土移民，为大型农业公司吸收，中原旧地看起来还算稳定。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大齐的粮食几十年来保持低价，农业税费已成为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沉重负担，乡村经济并不乐观。有些危言耸听的报纸甚至用“衰败的乡村”来描绘帝国广阔的田野。
而帝国对于农村的治理又很粗疏，亭长的工作无非治安与收税，除此之外，听凭自治。
当年的“大逆案”横扫“乡贤”阶层，如今“新乡贤”又崭露头角。各种有活力的社会团体、封建会道门、新型宗教混杂其间，只要老实纳税、不公开对抗国法，也没人找麻烦。
如此一来，思路就很清楚了。
把工作重点对准农村，大力发展公社和公社联盟（类以色列的基布兹，非人民公社，前文已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和平演变也好，暴力革命也好，都有了基础。
至于城市工作，当然不能放弃，但最好以宣传、渗透为主。
多看报纸就会发现，工会往往沦为劳资冲突中和稀泥的角色，而一旦组织起大规模的罢工游行，又会遭致舆论口诛笔伐，有说“不识大体”的，有说“影响交通”的，有说“妨碍经济”的……
总之，有什么不能好好说，非要闹将起来？普通工人看多了这种宣传，只怕要自认理亏了。
主流舆论被资本家把持，无产阶级缺乏发声渠道。
地下刊物，非法出版不可能成为常规工作形式。所以，只能借着“现实主义”的壳子，坚定发展“无产阶级文艺”。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晋桐借鉴《延安文艺zuo谈会讲话》的精神，大谈“阶级性”和“超阶级性”。
他认为有些文艺作品的确具有超阶级性，但大部分具备鲜明的阶级性。这是一个单纯的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
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才是革命者最需要的文艺，是应该着力培养的。
当然他自己很多时候屁股是完全坐歪了的，比如那本没写完的《至黑之夜》……
晋桐的发言时间很长，足足两小时。
一开始，大家还不以为意，但随着他讲得越来越直白，众人也越发郑重。
虽然会议设有书记员，但每个人都掏出小本本，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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