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前幕后的分工
当然,环境的变化是相对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环境的变化影响了孙权的主观想法。不管江东四杰他们各自的思维和理念是什么,他们有的只是发言权,与刘备集团战与和的最终决定权还是系于孙权一人。
最初,孙权大概是出于对曹操的顾忌,所以没有采纳周瑜的“徙备置吴”之策(同注1),所以才肯同意鲁肃的意见将荆州(其实只有荆州的一部分)暂借给刘备(同注2),笼络盟军刘备的同时,为自己和曹操之间架起一道强有力的缓冲,正如上文所述的内外环境变化,孙权不愿意见到刘备集团的过于强大,而自己这十年来从濡须口、合肥为代表的东线的进军又屡屡受挫,觉得还是发挥自己的水军优势比较可行一些,于是又重用吕蒙等抗刘派,终于一举夺得荆州,甚至还一度想进兵益州7,但最后还是出于对曹魏方面的考虑,孙权又不得不和刚刚翻脸的冤家刘备方面重新结盟,而刘备、诸葛亮此时也别无选择,只好顺水推舟…(同注6)
以上假设若是能够成立,那么就很好解释陆逊为何迅速完成了鹰派到鸽派的转型,除了揣测并迎合孙权意图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天下脉搏把握准确的结果。
孙权后来曾对陆逊评价鲁肃:“后来鲁肃虽然劝说我将荆州借与刘备,这是他的短处,不过这一短处并不能掩盖其他两处长处…鲁肃给我的书信中还曾说过:帝王要成就大业,必须要有所舍去,一个小小的关羽是不用在乎的。这是鲁肃无法战胜关羽,所以故意说得大话罢了。”8
这样的说法看似有理实则牵强,“借荆州”这么大的事情,如果不是孙权本人首肯,鲁肃就算有在大的胆子也不敢擅自借出的。何况把妹子嫁出去总是做哥哥的孙权本人意愿的结果吧。
从以上看来,关于抗刘或是联刘的决策,无论站出来的发言人是鹰派还是鸽派,坐在幕后打算盘的都只有孙权一人。
四、江东四杰的自身动机
这里需要补充分析的是江东四杰对刘态度的自身成因。
周瑜是士族出身,他的从祖父及其子都是太尉,而自己亲生父亲周异也曾是洛阳令。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和教育的熏陶下,志存高远不足为奇。就象他在赤壁战前劝说孙权的那样:“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事实也正如周瑜预料的那样,“枭雄之资”的刘备日后成为了天下这座巨鼎的三足之一,成为了孙权天下霸图仅次于曹魏的最大阻力。
而祖上却没有任何官宦经历的记载的鲁肃却“家富于财,性好施与”。很显然是庶族的代表人物,一个佐证是士族张昭对鲁肃的歧视。(“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三国志·鲁肃传》。)相对士族而言,稳健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以及争取和士族同等的社会地位才是更为重要和紧迫的。众所周知,可以将《榻上策》理解为鲁肃一生的理念--至少是早期的理念:“汉室不可复兴…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竞长江所极,居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而以上恰好是整个庶族阶层所期望的。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鲁肃希望通过孙刘联盟来巩固既得利益,并且保证内外环境的安稳从而可以致力于庶族阶层地位的争取。
至于吕蒙的行为就容易理解的多,军头出身的他,一直打拼在征刘表、战曹操的第一线,也正是靠着这些军功才一步一个脚印的步入了东吴最高层,将他比作成“战争暴发户”并不能算是夸张。而且东吴军制较为特殊,军头们都有其各自的部曲,这些兵士对他们的将领直接负责,而并不是孙权,因而吕蒙也必须用战争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扩充自己的部曲。这便是吕蒙成为抗刘“急先锋”的潜在动机。
最后的陆逊较为特殊,虽然“世江东大族”的他却从小丧失双亲,从小便寄居在从祖陆康家中,后又过早的“为之纲纪门户”,更为要命的是,自己所仕的主人居然是当年围攻庐江的孙家,这一切的经历无不成为笼罩在他心头的阴影,知道这一点,他孤僻冷漠、少年老成、沉默谨慎的性格也就不难理解了,正是如此,使得陆逊一直没有自己的主见,只是迎合孙权的意愿,如果说转换对刘立场的根源是对天下脉搏的把握的话,那么其催化剂(迅捷的速度)则无疑是出于迎合孙权的结果。所以后来陆逊一旦与孙权有了分歧(关于立嗣问题),孙权立即就罢免了陆逊的丞相,并“使责让逊”,以至于陆逊很快就“愤恚致卒”。
五、神秘外纱的背后
事实上,不仅是陆逊,江东四杰的其他三位也同时扮演着鹰派与鸽派的双重身份,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而已。
周瑜就曾经有过和刘备集团合作共取益州的想法,从联刘这个意义上说,他同时也应是对刘的鸽派人物了,只不过刘备多疑,借口刘璋是其宗族不忍讨伐而谢绝从而让这样一个计划夭折罢了,否则,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看到的周瑜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9
鲁肃他虽然一直力排众议主张联刘抗曹,但是有些时候却一反常态,并不反对鹰派与刘备开战的想法。比如邀请关羽面议,表面上看来是为了调和矛盾,实际上谁都知道,当时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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