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被服厂越来越不景气,后来关闭了,把房子倒给我们家,我们搬回来住在西头,我单独住在北炕上。一天是个星期天,母亲在烙煎饼,父亲在外屋地做饭,我醒了,没有起床,躺在炕上看小人书,把小人书箱放在枕头旁边,看了一本又一本。父亲招呼我起床,招呼了两三遍,我也没动弹,父亲火了,进屋把我的书箱拽出来,把小人书都倒出来,碓进了灶坑。我没穿衣服,就追出来,傻站在外屋地门口,两行眼泪默默地流了下来。父亲碓完了,转身上院子里去了。其实,这就是给我个机会,让我“抢救”我的画本,可惜我没理解。我母亲喊:“还不快扒出来!”我这才如梦初醒,连忙往外扒,可惜动手晚了,抢救出来极少的一部分,还都囫囵半片的。
我家东屋编织社有个姓郭的跑腿子,棋下的好。我父亲也愿意下棋,还自己用栨榆木揎了三十二个棋子,自己写、自己刻,然后用红、黑油描了字迹,配上棋盘、棋盒,完全靠自己的双手制作了一副相当精致的象棋。只不过生活压力大,活多也累,父亲早已没有了下棋的闲情逸致。有时,老郭值夜班,就过来到我家坐坐。长了,就和我父亲下起棋来。老郭是跑腿子,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手,常在临江蹲街头下棋,属于真正的“棋油子”,我父亲哪里是对手?一天晚上,我父亲连输三盘,这一盘眼瞅着又不行了,我父亲气得把棋盘也掀了:“我不信就下不过你!”老郭坐在地下的凳子上,左手转动着右手脖上的铁手镯,微笑着瞅着我父亲。他常年编筐窝篓,累的手脖子疼,所以总戴个铁手镯。我父亲气呼呼地重新摆上,再下还输。只偶尔能赢。我母亲就说:“下着玩呗,生什么气呀。”我母亲常在边上看,也学会了下棋,而且下得还颇为不错。
这一年,按照**他老人家“一大、二公”的指示精神,激进的人们却刮起了“共产风”。为了尽快进入**,消灭私有财产似乎是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于是,社里号召,社员必须把一切私有财产交公。社员们纷纷议论:“那被窝交不交?要是交,难道全队人睡一铺大炕不成?”社领导也可能感到一些实际问题难以解决,因此,只让交生产工具。社员们的私有意识是很强的,没有人串通,也没有人组织,步调却格外一致,他们只交了一些家里多余的破锄头、烂镰刀之类的,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
为了消灭一家一户的小农意识,所有的生产队都成立了大食堂。我们队的食堂设在铁路小学道东,粮库后面,小西沟南面。这里原是部队的营房,部队搬到帽儿山下新建的营房之后,这儿的房子就闲置起来,这回可倒派上了用场。
食堂的伙食如何,不用多说,想必大家也能想象得到。开始还可以,三天新鲜过后,那真是“老太太过生日——一天不如一天了”。谁家耐不住,做点好吃的,也得打点饭装装门面,然后闭门关窗,偷偷享用。
那个时候,我有两件事记得最清楚。
一件是我和好友刘立怀打架,那是我生平打的唯一一架。我们这群半大孩子,是家家打饭的主力。那是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去得早,饭还没熟。伙房里单独间壁出来一个值班室,里面有呈丁字形摆放了两张床,一个取暖炉子。我进屋就坐在炉子跟前的一个凳子上,把一个新搪瓷盆放在靠外边的床上。刘立怀和刘连喜哥俩进来,要坐在床上,刘立怀随手就把我的盆放在炉子上,我也没在意。过了一会,盆受热,底面的瓷就“嘎嘣嘎嘣”地迸起来,露出黑黑的铁片来。我赶快拿起来,因是新盆,难免有些心疼,就说:“你看你,怎么搞的,把我的新盆都弄坏了。”刘立怀可能怕我让他赔,就耍起蛮横来:“谁叫你把盆搁在床上的?床是坐人的,还成了你放盆的了?坏了活该!”我说:“你把盆往里挪挪,也不碍你坐,你干嘛把盆放在炉子上?”他说:“我就放了,我就放了,怎么的?”我说:“你这就不讲理了,弄坏了别人的东西还蛮不讲理,太不像话了吧?”他说:“像‘画’?像‘画’还贴墙上了呢!我就不讲理了,你能怎么着吧?”我说:“我找你家里评评理。”“你敢!”说着,他就冲上来打我。我扯着就把他拎到了床上。他爬起来,就往值班室外跑。值班室外的门口,堆着一堆块煤,他哈腰捡煤块。我一看不好,他要用煤块打我,我赤手空拳,岂不吃亏?想着,一个箭步冲上去,把他摁在煤堆上。他在我身下,怎么折腾也没翻过身来,直到大师傅王京稥把我俩拉开才拉倒。事后一想,他把盆放在炉子上的时候,我看见了,但没制止,我也有过错,反正我也没吃亏,就拉倒吧。以后说开了,也就和好了。
第二件是我打饭的时候,把胳膊烫了。那是春天开化的时候,粮库后边很僻静,冬天附近很多居民,都把打扫的雪倒在路两旁。一开化,道路非常泥泞。那天,我打了一盆面子粥,拎了几个窝窝头往回走,我尽量挑干爽的地方下脚,对面一个雪堆的根部看着干爽,我就跳过去,不想,那是斜坡,且底下是没融化的冰,我一跳上去,脚一滑就摔了个仰八叉。我怕撒了粥,右手想扶地,左手高高地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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