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夏,我的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父母离婚了。
前面讲过,父母亲感情一直不好,当然,过错主要在父亲身上。解放前,他对母亲非打即骂,非常恶劣。他也曾多此声言“休妻”,由于祖父的极力阻栏,终未如愿,奶奶和二姑们为父亲娶“新媳妇”的美梦也始终未能成真。
解放后,母亲和新中国许多妇女一样翻身做主人,不再逆来顺受了,父亲很不情愿。不能打老婆了,骂有时也被顶撞,这让他很感失落。终于有一天,激烈的冲突暴发了。
大约是为什么事发生了争吵,父亲又像从前一样张牙舞爪训斥母亲,母亲回敬了他几句,父亲恼羞成怒说:“没法过了,咱们离婚!”母亲生气地说:“离就离,我受够了!”
估计当时俩人说的都是气话,可能父亲真的成分大一些。但话已说了,怎能收回?第二天父亲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离婚。
得知儿子闹离婚的消息,祖父很生气,他把儿子叫来训斥一顿,但儿子不听,态度很坚决,一定要离。亲朋好友听到这事,也前来劝阻父亲,都被他一概回绝,并住在商店,干脆不回家了。
祖父见儿子不听劝阻也不回家,就写了封信,趁天刚亮,亲自投到父亲的商店门缝内。信中严厉批评儿子,但仍然没有效果。这期间法院也进行过几次调解,母亲尊重调解,父亲仍坚主离婚。
1954年7月,父亲的诉讼经静宁县人民法院做出民事判决,大概内容是:1.因调解无效,判决离婚;2.我随母亲,父亲每月付给生活费九元;3.财产分配:我和母亲分得房十间,土地三亩,其余房屋和土地归父亲和祖父母。
有人说离婚是件抽肠拔肚的事,的确如此。从内心讲,母亲是不愿离婚的,她想维护这个家庭,尽管是段不幸的婚姻。她宁愿自己受苦受累受屈辱,也不想让自己的儿女没有父亲。
谁知这次父亲铁了心,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去,事情已没有转机了。
这件事让母亲伤透了心,她不愿在老院继续居住下去,在西街邓姓人家院子租了两间房子,准备搬出去。
记得离家那天,四舅帮我们雇车拉了东西押车先行,妈妈领我去背一背兜驴粪,那时天已凉,需要烧炕。爸爸站在上院,不让背,说那是老人的劳动成果。奶奶站在一旁欣欣然,似乎打了胜仗的样子。
爷爷伤神地坐在屋内,妈妈领我去向他告别。他悲伤地望着我和妈妈,将我搂在怀里,歉疚地对妈妈说:“我对不住你和狗娃儿!”最后叮嘱我常来看他。
就这样,妈妈忧伤地领着我,离开了这个生活了二十多年的院落,离开了这个曾经给她带来快乐与希望,也带来无数痛苦的家。
在父母亲离婚的这段时间里,姐姐恰好在兰州学习。那时候信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没人告诉她家中发生的事。
等到姐姐学习完毕回家,木已成舟,我们已搬出去居住。姐姐无可奈何,只有顺其自然了。后来竟有人歪曲事实、说三道四,说王士君逼迫父母离婚云云,这纯属无中生有,造谣中伤。
离家后的一段日子里,母亲也曾盼望有一天父亲回心转意,接她回去。当几个月后传来父亲再婚的消息时,她长长地叹了口气,在她看来,这个负心人真的恩断义绝了!从此母亲怨恨父亲终生,决心独身将我抚养成人。
父母亲离婚后,奶奶和二姑们加紧了给父亲娶“新媳妇”的步伐,不久就说成了一门亲事。女方名叫党琼仙,威戎镇人,比父亲小十岁,时年三十岁,曾有过一段不辛的婚姻,无子女,当时在县城一银行职员家当褓姆。
大约当时奶奶父亲和二姑们有点迫不及待,也有点利令智昏,并没有对党氏做更多的了解,就草草办了喜事,这是1954年10月。
然而过门没有几天,才发现事情远没有他们想像的那般美好。首先是党氏的耳朵聋,而且聋得不轻。另外党氏的个性也很倔犟,她本是地主家的千金小姐,不是逆来顺受之人。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这让做美梦的人大失所望,希望的肥皂泡破灭了。
失望也罢,后悔也罢,日子只好这样过下去了。父亲和这位继母先后生了三个孩子,都是男孩。随我的名子,父亲给他们分别起名祥利、恒利和虎利。可惜的是,虎利在七八岁时夭折了。
之后若干年,父亲和继母的婚姻依然是不辛的。开始十多年吵吵闹闹,后来十多年简直是打打杀杀。他们晚年后我去看过几次,俩人已形同路人。
不知为什么,就在父亲离婚结婚的当年冬天,二姑得了重病,弥留之际,她百般懊悔自己当年的言行,派她的大儿子武子哥哥来我家,想请我妈妈去她家她要当面道歉。
见二姑有忏悔之心,“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妈妈说她不计较了,但不愿去二姑家。武子哥哥跪下给妈妈磕了三个头,声泪俱下地替他的妈妈赔罪。二姑未能如愿,抱憾离开人世。
第二年春天,奶奶也去世了。母亲通情达理,不计前嫌,让我去当孝子贤孙,守灵、哭丧,我参与了丧事的全过程,这件事博得了众人称赞。
由于家庭变故,我过早地结束了童年生活,步入了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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