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较小,不和其他大书院一样,是住宿制。早晚之时,都会留给学生往返家中与书院的时间。
余柏林的家和书院之间相隔两座山。这两座山只是小山丘,山高不过两三百米,往返不过一个时辰。这一个时辰,余柏林就当每日锻炼身体了。
自封蔚离开之后已经月余,并未再次出现。
余柏林知道封蔚这种身份的人,诺言既出,多半不会反悔,况且又是举手之劳,心里并不慌张。他安安心心读书做题,闲暇之余打理一下家中店铺。
有封蔚留下的那一百两银子做资本,余柏林可以实现心中关于自家店铺一些未曾实现的想法。攒银子的速度,会比现在快很多。
只是京城店铺若要卖个稀奇,还要卖的红火,背后必得有后台。不然就等着麻烦上门。
余柏林现在只是小打小闹,至少自己当上举人,才敢稍稍放开。
若要做得十分红火,日进斗金,那至少自己得当上进士,还得至少二甲靠前。
若是靠上那位封二兄弟,就容易多了。这种念头在余柏林心头一闪而过。
罢了,人心不足蛇吞象。
院试在即,》几百万字,余柏林早已熟读,其中最重要的破题之法,更是熟记于心。
他记忆力很好,虽说不到过目不忘,多看几遍也能背下。更别说他穿越前本就在国学上底蕴不错。
他这种现代的权贵子弟,有钱有闲,除了刚成年的时候遭了些磨难,后来又恢复有钱有闲的状态。所以他和古代的世家子弟一样,琴棋书画骑射御样样精通,还能分出心思学习各种有兴趣的科学杂学。
所以当有人叫嚣着废除高考恢复素质教育的时候,在余柏林他们这种阶层的人心中,不由觉得好笑。
就像是现在的寒门学子叫嚣着取消科举恢复九品中正一样可笑。
这统一的考试就算有诸多弊端,也是目前唯一相对公平,可以让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方式。
或许它只是一根独木桥,或许有人不经过这根独木桥也能改变命运,但它至少是一条大众可以走的途径。
不然要论素质教育,谁比得过他们这群有钱有闲有关系的人?
余柏林只是国学大师,其他略有涉猎。在他们这个层次的人而言算是较为普通。他家一老爷子,是著名教育家、著科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佛学家。
又是“xx家”,前面还要加上“著名”的形容词,可想多厉害。
而位老爷子的友人,都是这种人。
余柏林摇摇头。就算他同年龄的人中,也有比他厉害许多的。他只能算是争气。
这群人要是穿越到古代,只要能活下去,照旧是能人。
一个人若真厉害,到哪都厉害。就算是他,好歹有信心科举做官。
县试府试院试之前,都需要秀才以上功名者作保才能参加考试。许多老秀才就是靠此赚外快。就算是自己的学生,那些秀才多半也要收取钱财,只是收多收少。
这是一个潜规则,陈夫子虽说是举人,在担保的时候也收了些钱财,收的不多,意思意思,以免遭人怨恨,说坏了规矩。
不过陈夫子转手就送给余柏林一本厚厚的册子,说是自己游学心得。
这可比那一贯铜钱不知道贵重到哪儿去了。而且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
四书五经,科考之时,四书必考,五经则任选一经,读书人称作“治本经”,和后世高考分科一样。
治本经多师徒传承,陈夫子治的《春秋》,恰巧余父治的也是《春秋》,余柏林自然治的也是《春秋》。
不过,或许不是碰巧,正因为陈夫子治《春秋》,文成焯才会推荐余柏林向陈夫子求学吧。
《春秋》微言大义,是余柏林前世最为喜爱的著作,对其研究也最透彻,各朝各代关于春秋的著作他都有熟读。
从秦之后,余柏林所处华国历史和此处完全不同,但对儒学的推崇,却是一致。
余柏林的策论经陈夫子评价,若无意外,院试理应排名前列。
是否能延续第一,造就小三元,就要看主考官的爱好了。
秀才三试,都不考经义,只考“帖经”,即默写。
这“帖经”有填空、有问答,有书中原句,更有必须结合上下文推断。没有一定逻辑能力,仅靠死读书,在最简单的“帖经”这一场,就得折戟而归。
除了“帖经”之外,还有“杂文”、“策论”两科。“杂文”即一诗一赋,“策论”即依据考官提出的有关经义或政事问题,考生发表见解,提出对策。余柏林“帖经”“杂文”被陈夫子评价为可直接参加会试,只有“策论”稍逊一筹。
倒不是余柏林“策论”写的不好,而是他对这个朝代了解不深,不知道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也不知道如何揣测考官、甚至朝廷的意思,导致束手束脚。
除了“策论”之外,余柏林的“经义”更加堪忧。其原因也是他的思想太超前了。
他那时候的经义已经去伪存真,有了极大发展,且符合他当时的社会状况。现在他的经义写出来,就是惊世骇俗。
若是他已经成名之后,到可以著书立说,说不得能成为一世大儒。但现在他只是个小童生,拿出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理论,那叫找死。
余柏林于经义上造诣非凡,让他抛弃正确理论,写那些已经证实是糟粕,甚至是前人伪造的学说,其痛苦可想而知。
因此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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