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姓秦的人，终于按耐不住，摘下眼镜，啪地甩在桌上。“这下你满意了吧？”我没再疯下去，坐下来比了个请的动作。
“打个比方说，这是我们。”他用食指哒哒敲了两下烟盒，“这是你，”又举了举酒杯，“这是我。我们是烟和酒。其实，这两样东西屁个联系都没有。可人们抓着酒瓶的手上总是习惯性地夹一支烟，就好像它们是番茄和鸡蛋似的。他们喜欢说，不喝酒不抽烟，却很少说不吸毒不自戕。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许是一开始，这两样东西就被摆在了一块儿。烟会使人清醒，酒精会让人犯迷糊，乃至于短暂失忆——这两样东西摆在一块儿使，就会让你感到噁心。作者和编辑跟这是一码事。人们总以为，编辑可以让文章更漂亮，更符合读者的口味——诚然如此，可对我来说，他们只会把我们的东西毁得干干净净。刚出头的小作者，尽量会写一些真善美的东西来博取好感，等熬成老油条才肯说实话，因为到了那时，哪怕你放个屁，那些评论家，那些读者都会帮你分析气体成分，不是么？”
只要一有人跟我讲大道理，我就会恢复地地道道的嘴脸。所以我说：“你太偏激了，再说，你跟我说又有什么用呢？”
他看了我一会，偏头吐了口烟：“几岁了？”
我楞了楞，说；“三十二。”
他嘻地笑了声，往酒杯里弹了弹烟灰，“我看过你写的玩意儿，不是说能力方面，可你不适合干这行。”
“你知道，工作这事不需要什么天分。”
“不是天分，而是——”他用食指敲了敲脑门，“是这个。我、你、李三，我们在有些方面就是有那么点像，不然我也不会和你们浪费那么多时间。”
“所以？”
“那天下午，我劝他换份工作。今天我对你说的话，和那天差不太多。”
“他没答应。”
“是的，我告诉他：不要因为当下赚了点名声赚了点钱，就以为可以就此高枕无忧了。浪费时间并不可怕，人么，不出意外都能活个几十年，不是么？可怕的是明明在浪费时间，自己却还不知道。你口袋里的钱，你那来之不易的名声，正在逐渐消耗你，它们已经快把你耗尽了。他拒绝了我的建议，这顽固的小瘪三，现在吃到苦头了。”
“既然如此，你怎么不封笔呢？你怎么还在写呢？你为什么还在浪费我的时间呢？”
“知道我小时候想干什么吗？开水族馆。现在我用稿费买下一座水族馆，白天我在里头看鲸鱼、看企鹅，晚上高兴的话，写一两千字。我为什么留下来？因为我赚的稿费可以买下一座水族馆，因为人们偶尔会谈起我，知道我姓甚名谁、知道我的尊容、知道我写了些什么。二十岁时我喜欢敲字，二十五岁我厌恶这项工作，可我成名了，赚够了钱，这样我再次将它当作了乐趣。而你呢，三十二岁，除了每天被屏幕辐射外一无所成。”
我惘然了。我决定避开这个话题。“我小时候有三个梦想，开妓院，开巴士，和
练降龙十八掌。”
他并不奇怪，仿佛早已料到了似的摊了摊手，好像在说：看吧，就说你不是这块料。显然，按他的逻辑，我们应该一起被关进精神病院做病友，成天不是在明晃晃的食堂里戳青豆，就是在病房外裸奔——当然这也不失为一种职业理想，我们可以一起出演《三傻大闹精神病院》，没准还能获奖....我的思绪不由地驰骋了，穿过寒夜冰凉呛人的迷雾，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那儿到处飘满了戴着护士帽的天使。
他擦亮一根火柴，接下去道：“我们之所以不适合干这行，恰恰是因为我们是最合适的人。文学！人们在吐出这两个字的时候总会想到高深莫测的字眼，灵魂，神，纯洁什么的。可他们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吗？不。他们问你：你是干什么的？你说：我是个作家。他们就如同见到‘逼格’本尊一样，一脸憧憬地望着你，连连说道：哇，你可真了不起！我小时候也想干这个呢。但他们满脑袋想的却是：穷鬼，神经病，宅男。
这就是文学，这就是我们和一切被人称之为高尚的东西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因为高尚的东西往往也最低贱，需要被吐一口唾沫、按一只脚印。可当你真那么做的时候，他们又生怕你玷污了它。这就好比让一个女人同时繁衍子嗣和保持童贞。你瞧，老天其实很公平，他把原先的金字塔反了个个儿，真正在行的人在底下受人调遣，而那些不得要领的人——无论他们在这方面有多么才思匮乏，甚至一无所知，却能随心所欲地挖掘或是扼杀。这样，极致的强大和极致的弱小就被平衡掉了，这样，才能使尽可能多的人在此分一盏羹，这样我们赖以谋生的圈子才能在彼此的争夺与排挤中生生不息。”
凌晨一点。我的屁股已经坐不住了，它正在呼唤宾馆里硬邦邦的床垫。“你说完了么？”我问，“我只想知道，你写不写下去？”
他斩钉截铁地答道：“不写。”
此言一出，我所剩无几的耐心极速射入零。我招呼酒保给他上一罐成长快乐，旋即站起身说：“秦先生，快看窗外！你家始皇正在窗外飘着呢！”
说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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