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都是山区,属渺无人烟之地,我们禁不住疑惑,在这里继续流浪下去,会不会永远走不出去,最后饿死呢?
因为附近实在找不到任何水源,我按捺不住的向彭彧提出了建议:“要不我们拐回去吧,看看园林村有没有容得下我们的地方。”
彭彧张著一张干涸的嘴巴道:“不是说园林村离菜园村近么?我回去见乙光可是很容易的。”
“现在已经不是惦记这种事的时候了,活命要紧。”
彭彧马上烦躁地走了回头路:“好吧,你说啥就啥,反正一直都是我听你的。”
面对着闹小脾气的彭彧,我也有点不耐烦,只好气鼓鼓地跟在他屁股后。安稳生活了这么久,突然又来了庞大的体力劳动,说不累也是骗人的。
真想有一辆车接载我们啊!
忽然,一阵“轰、轰、轰”的声音从后方传来,彭彧马上心领神会的激动跳起:“车!是有车来吗?”
他果然料事如神,过了一会儿,一辆装甲军车就立刻映入眼中,跟随其后的,还有第二辆,第三辆,一共有七辆军车!
此刻的彭彧竟兴奋得连跳数下,抓我的臂膀就嗷嗷地叫:“有救了!我们有救了!”
我至今还没回过神来,看着足足七辆军车驶来,身心都有点茫然。待我还处于恍惚之中,眼前一面飘逸的影子把我全身的冷汗都吓得渗透而出,无论是身体还是声音,都颤抖不已。
“彭、彭彧,那不是我军的军车。”
“嗯?”大概彭彧是真的没听清,他懵然地转头看着我,把我弄得越发焦急。
“我说...彭彧,那是小日本的旗子...那是,小日本的车!”
彭彧瞪大眼睛,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话,自己也马上朝车那儿细看,不一会儿,他就倏地大喊:“快跑!”
我俩不约而同拔腿就跑,一时间弄得极为狼狈,但此时此刻已顾不上这些,我们都光顾著逃跑,顾著撇掉鬼子了!
然而腿又怎么跑得比车快呢?不用多久,我们和军车已经拉近距离了。军车上甚至喊起了喇叭,说著些叽哩咕噜的语言,我们完全听不懂,只好拼命地接着逃跑。
过了一阵子,喇叭的声音再次响起,刚才从车上传出的那些鬼话突然变成了中文,那是一个中老年男人的声音:“前面两位停下脚步,不然他们就开枪!”
我和彭彧一下子就被吓著了,双双刹车不及,绊倒在地。人家有枪在手,已经容不得人思考,我二话不说跪在地上,双手举高投降,彭彧一看,也跟着我作投降姿势。
军车最后在我们面前停下,两个鬼子走出车厢,手势粗暴地把我俩押上了车。
就如我之前所坐的装甲车,空间密封,只有两边各一个小窗户可看到外面的天色。出乎我意料的是,原来车上并不只有我和彭彧两个中国人,除却我们以外,还有十来个看来似是农民的男人,他们穿着破烂,在我们被推入车后,就一直目光呆滞地盯着我们,把我盯得直冒冷汗。
“这辆车到底是去哪儿的?”我用气声问彭彧,然而他只是低沉地对我摇摇头,便没有再理会我。
其实不用别人说,我也能猜到个大概,毕竟我们登上的可是鬼子的车,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射杀数十人的鬼子的车。军车前往的是什么地方,等待着我们的又是什么,我根本不敢细想。
我只知道,我这条小命,随时也可能失去。
车停下来的时候已近傍晚,几句日语在车外响起,谈话间似是有说有笑,忽然,鬼子打开车门,一边招手一边把我们拖了出来。
当手无寸铁的我踏出了车厢,注视附近的环境时,方才意识到我们到了集中营。
那是一段我不曾提起过的时光,多么残酷,又让人惧怕。即便是我最亲的老哥,我也不敢在他面前细说这段经历。我在那里度过的六年,是人生最痛苦的六年,死亡几乎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不敢相信我居然会对尸体感到麻木,对尸臭感到习惯,甚至身上都是腐烂的味道,我也全然不觉。
这一切一切,一切的恶梦都在那一天开始。
我们下车后,和其他人一起列著队,跟着士兵走到牢房。我们十几个人,有一半都挤进了一个狭小的监牢里,而那个监牢,本来就已经有三十多个人了。
牢房的四面墙都砌起了三层石板床,说是床,其实也不太像,因为那些地方只是用作“摆放”我们这些难民而已。何况是本来已经挤满了难民的地方,晚上的时候真可谓叠着人睡。
每一天,我们都被迫做劳役,包括清洁下水道、烧砖、运煤,付出了庞大的劳力,可一天里,我们却只有一顿饭吃,一个红薯,一碗菜汤,就是一顿午饭了。在那里工作可谓日渐消瘦,但无论如何,只要能活下去,就足够了。
第一次看到尸体是到集中营后一个星期。一个幽深的夜晚,五个喝醉的鬼子找来了我们牢房,他们随意在下铺挑了一个瘦弱的男人,男人不敢反抗,只得跟了他们出去。
那几个鬼子让男人躺平,在他的脖子和四肢绑了粗麻绳,模仿古人的五马分尸往外拼了命拉,在中间受苦的男人只得痛苦地连连呻.吟。没多久,男人的一只手就被活生生扯断了,他因痛苦而大声嘶吼的喊声,听得我直直发抖。
扯断了手臂的鬼子兴奋地说著话,至于其余几个鬼子,则明显失落和不甘。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透过他们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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