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的,我保证。”他最后补充道。
光玻璃都快磨成毛玻璃了还好意思说是一次性的。
我去找老吴让他拿主意,老吴蜷缩在黑暗的房间角落,就跟自己也死了一样,艺术家本来就情感过剩,这下对他的打击可真不小。我把殡葬胖子的话重复了一遍,过了许久,老吴从身上掏出一张银行卡,递给我说:“里面还有三万多块,一切都交给你了……”
什么意思?
“棺材可以买,丧事回老家办。”他有气无力地缩回去,歇会儿又探出来说,“老家在xy村,找我的七舅:谢谢了啊桃儿。”
他把我推出房间,然后反锁了门。我在门口站了一刻多钟才意识到这家伙其实是逃了,他把这么麻烦、这么未知领域的事儿全砸给我,然后他躲起来了!
我气急败坏,麻友们也一致强烈谴责老吴如此没有底线的行为,突然核儿提醒道:“快找邵丽明!”
邵丽明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很兴奋,背景也很嘈杂,她说:“你们不知道,其实我和老吴已经离婚好久了,但我们仍然是朋友。作为朋友我理应帮忙,但我现在刚到泰国,七天后才能回来。对了,往后一周里停课,好好帮助老吴吧,再见!”
邵丽明收了线,核儿评价其果然凶残,少说也是四十人副本的boss级别。
殡葬胖子还在等答复,我们付了五百块钱押金,定了所谓的三千元套餐,在昏黄的庭院灯下签合同,握手交换联系方式,举一次性水杯共祝合作愉快。
殡葬胖子姓文,我们就喊他“文胖”,弄得仿佛世界上还有种武胖似的。毕业于某重点大学法学系,谈吐不俗,总是在出口成章与出口成脏之间切换着。他不愧是专家,连夜给老太太擦洗了身子,换了寿衣,画了点淡壮,还做了基本的防腐处理。等老太太安然地躺在玻璃棺材里,文胖才跑过来和我们一起打地铺。
我问他好好的怎么会跑去搞这行,他深沉地吐个烟圈说:“这世道,法律斗不过封建迷信,法律不金贵,迷信也不都是十恶不赦。”
我夸他是哲学家,他慨然地引我为知己,勾肩搭背说事完以后一定请我吃饭。阿朱打岔说:“桃儿没那个福气,从来是吃人一顿饭,赔人半条命,明天一早咱们就得上路,都睡了吧。”
我看核儿和徐真人也睡了,便点点头。文胖坚持再抽了两根烟,跑过来和我咬耳朵说:“这高个儿小子不一般,是个厉害角色。”
我问:“谁”
“嗯!”文胖说。
你的眼神可真够好的,潘巧云都让你看成王宝钏了,他那筋肉脑袋只要再聪明半分,我们之间就不是这个现状了,要么他被我吓神经了,要么我主动出家当了和尚。
我倾向于后者,因为大多数艺术家都比较悲观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革命画家、革命剧作家、革命作曲家、革命书法家、革命表演艺术家,革命音乐家,革命木匠、革命漆匠、革命水管工,革命道士、革命尼姑、革命和尚……我都在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我们就出发了,分两辆车,文胖的皮卡拉着老吴和棺材,老吴的破丰田坐着我们四个阿朱会开车,给我们当司机。老吴口中的xy村是个连导航上都找不到的鬼地方,他引着文胖在前面开,我们四个随后,两辆车在山沟里越走越深,四周的景色也越发僻静,翠绿而起伏的山峦环绕四周,感觉就似被一妖人直接引入了盘丝洞。
大约走了五个小时才到了目的地,老吴的诸亲眷都在村口等着。
见了我们的车,人群开始放声大哭,有的哭“姐姐哎”,有的哭“姑姑哎”,有的哭“舅妈哎quot;,紧接着老太太的外甥、侄子们蜂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抬棺材,老吴一溜儿七个舅舅,个个精神矍铄,把我们几个押解下车,二话不说给戴了孙子孝。
孙子孝不是好戴的,戴了是要磕头哭灵的。
说回来都怪老吴,这么多年了,也没想到和邵丽明生个孩子,末了还得找几个学生凑数。我们私下里分了个工,我专门管钱,阿朱跟着文胖跑腿,核儿跟着七舅跑腿,徐真人平时就有重复无意义动作的习惯,所以一直陪着老吴磕头。
老吴还经常偷懒,徐真人倒是不折不扣地磕头。我问他:“你脑袋里在想什么呢?”
他说:“我的毕业论文有题目了——《何为美,鲜血、神秘与死亡)。”
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想。灵堂布置在老吴家二十年没人住的旧屋里,顶上一半有瓦,一半没瓦。东边的山墙也塌得差不多了,屋内光影斑驳,花圈堆叠,烟雾缭绕,地上铺满了黄纸,花哨的棺材被简易地架在门板上,里面躺着被文胖整得面色如生的老太太,银装素裹的男女号哭着如游魂般来去,这仿佛是一场由莫奈营造的奇幻梦境。
我真恨我们学校,专门收一堆疯子。
阿朱来找我,说是厨师来了。按照老吴家乡的规矩,办丧事必须摆三天的宴席请全村来吃。我瞧眼前这人既矮又胖,一脸烟火气,是典型的厨子模样。可惜他比看上去厉害许多,他伸出一只爪子,前后扬了扬说:“五百一桌。”
我找到七舅问要多少桌,七舅掐指一算:每次上桌。我转身差点给厨子跪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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